如何才能战胜命运？又如何才能判断战胜了命运呢？高川其实不太理解这种哲学性的问题，他觉得，在去做这种事情之前，先要对“命运”有一个定义。 假如女军官给自己定下的敌人不仅仅是末日真理教和纳粹，还包括推动整个世界朝末日坠落的命运，亦或者将范围缩小一些，是“她所在意的那些她能观测到的命运轨迹”，那么，她为什么可以肯定，在此时此刻行动起来，就有实现目标的机会呢？

    因为觉得有机会，并且觉得可能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于是仿佛背水一战般去做了——倘若女军官的动机是如此，那么，高川认为自己是可以理解的。若说女军官完全没有考虑到机会问题，而仅仅是恰好在此时此刻，被一种强烈的冲动所驱使，从而行动起来。那么高川就必须考虑，是否有某种神秘已经作用在了她的身上。

    高川承认，女军官有着极为强烈的行动契机和行动意愿，并且也有行动的能力，可是，她的目标，以及确认目标达成的观测，却是极为不确定的，就犹如藏在迷雾中一般，并不具备一个详细清晰的轮廓。高川认为一个足够冷静理智的人，行为方式绝对不会表现为如此，那么，眼前的女军官无论表现得如何冷静理智，高川都觉得自己有理由认为，女军官其实已经完全不处于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冷静理智的状态中了。

    一旦先知有了强大的行动能力，那么，就总会做出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这个结论在过去的高川所留下的印象中比比皆是。不是高川一个人这么认为，许多神秘专家都这么认为，甚至有人提出过，在极大多数情况下，先知仅仅是作为一个预言者而不是一个执行者，才是对世界有益的。

    然而，此时摆在高川面前的情况，已经十分清楚了：一个先知，拥有意识行走能力，还拥有目前尚不清楚的其他神秘力量，而她已经开始执行自己酝酿已久的计划。不是想要做什么，而是已经做了什么，以一种强硬而又决绝的方式，强行代表了他人的意志，主动让战斗的升级，然而她无法肯定，自己这么做会得到一个成功的结果，而是必须在做完之后，等待结果的反馈，并且要让自己活着对这个结果进行观测，才能以一种他人难以知晓的方式，确定这个结果是否成功。

    也就意味着，其实现在所做的一切，无论是让局面看起来更好，还是让局面看起来更糟糕，都无法确定是否对她想要的结果有推动作用——在这个前提下，她仍旧决定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做。

    除非杀死她，否则无法说服她，但是，哪怕杀死她，也不一定会让局面变得更好。

    高川认为自己拿不出两全其美的方法，也肯定，哪怕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也不一定会得到更好的结果。之所以反对女军官，并不是因为女军官强行代表了他人的意志，也不是认为她所做的事情，会让结果产生不好的变化。而仅仅是因为，他认为，在“这艘船会沉没，这艘船上的大多数人都会死亡”这个结果不变的前提下，女军官的所作所为是多余的。

    哪怕她不这么做，也不意味着计划目标无法达成，而即便她这么做了，对计划目标的达成也不会有多么明显的帮助。于是，她此时的行为，在事实上其实对计划目标几乎没有影响。

    但是，正是这个对计划目标几乎没有影响的行动，却切实地强行干涉了船内多数人的意识，并让他们处于一个“假如自己死亡，凶手可能并不是敌人，而正是自己人”的状况。尽管，无论凶手是敌人，还是自己人，都无法改变“这艘船会沉没，大多数人会死亡”的结果。但高川仍旧认为，在死亡结果不变的前提下，这种类似于“谁杀死了知更鸟”的问题，就显得是十分重要。

    可是，这个重要性无法传递到女军官的心中。高川十分清楚，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在客观事实上重要的，到底是不是在他人心目中也是重要的，其实并不能划上等号。

    高川觉得，无法阻止女军官，无法让她按照自己的想法停止这种行动的关键，更在于，或许自己在心中的某一处，对女军官这种行为的反对，其实不如自己此时主观情绪表现出来的那么强烈。自己正在变得复杂，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已经不再是过去完全由脑硬体主导的那样单纯去做减法。自己的潜意识对表意识的影响，正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强烈。

    这让他会去做一些隐约让自己认为或许不应该去做的事情，也会在反对一些事情时，却觉得自己其实并不那么反对的矛盾感。这些矛盾一直在困扰着他，然而，他看到的情况却是，自己在这种矛盾中做出的决定，却将他推上了英雄的位置。

    “高川先生，正如您想的那样。”女军官好似看穿了高川的沉默，说到：“您虽然坚持反对我，但在您的内心深处，真的认为，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完全没有一点道理？完全是错误的？倘若您的意志是一致的，那么，我在集会的那时就会被您阻止——可既然您那时没有行动，之后又何必再徒费口舌呢？当然，我并不是在嘲笑您，这样的您虽然和我想象中那个果决的形象不太一样，但却更有人味儿。”

    高川把脸埋在手掌中，用力摩挲了一下，说：“我还要想想。”

    “随便您，在您死亡前，您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女军官再一次微笑起来，“但是，我必须提醒您，高川先生，您的时间或许比这艘船上的其他人都更多，但却不是无止尽的。那巨大、恐怖又令人绝望的命运早已经扑面而来，它的到来也许比你认为的更快。”

    “我并没有想过它会有多快，因为我比你更清楚它的到来的突然性。”高川这么说着，站起身，离开了女军官的房间。

    女军官在高川离开后，也开始新一轮的行动。她不认为这次交谈是无趣的，毫无意义的，反而，正因为高川在她的心中有着极为沉重的份量，所以，任何一次交流，都可以看做是对高川此时状态的一种观测和试探。正如和他上床的时候，和他闲聊的时候，当着他的面强行组建战术合作与自我革新委员会的时候……

    女军官对高川进行过尽己所能的全方位的调查和研究，认为所有涉及他的神秘事件，他都在其中扮演远当时其他人想象的重要性角色——哪怕不是主角，也有着达到甚至过当时事件主角的影响力。而包括高川自己在内，对这种影响力的概念和认知，都还停留在一个十分浅薄的层次。

    女军官虽然无法拿出绝对的证据，但伴随着对高川的研究，她愈加认为，若将这个世界当做一个复杂机制的整体，那么，高川或许只是众多枢纽中的一个，但是，这个枢纽的存在，却间接决定着其他枢纽的存在与否。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高川哪怕不是主角，他的影响力也如此之大？

    细究这个问题，女军官依稀看到了一些蛛丝马迹，而她追寻上去，便感觉到了一种庞大的，黑暗、疯狂又绝望的东西，于冥冥之中盘踞。那像是所谓的“命运”，仿佛就是“世界末日”的起源。她当时吓坏了，逃跑了，几乎认为自己活不下来，可是，她仍旧活下来了，却时刻感觉到，那疯狂又绝望的东西一直在注视着自己，向自己逼近，自己其实无路可逃。也就是在那时，她的战斗对象才生了改变。而这种改变，在她于事后看来，也正是高川影响力的有利证明。

    女军官想要将这种事情对他人述说，可是，这种事情一旦用语言去讲述，就会因为词意的局限性，以及他人对词意的理解，而渐渐偏离她想要表达的东西。于是，她开始明白了，自己所认知到的并非语言和文字可以承载的，也无法通过供出自己所知，而让他人竭尽全力在帮助自己。自己早已经孤立无援，自己所感受到的，所找到的，所观测的，已经成为了自己一个人的黑暗和绝望。

    在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到底有多恶劣后，这种认知就如同磨刀石一样，让女军官的意志变得更加坚硬锋利。

    女军官不会坐以待毙。所以她踏上了这条船。她在观测着高川的同时，也在尽可能减少高川对自己的观测。高川的行动和对话，在女军官的眼中，就好似他在无意中泄露的信号。不，应该说，高川本身的存在其实就是一个极为庞大的信号源，每时每刻都在以寻常人等千百倍的程度放射着。他的每一个行动，所造成的影响，几乎决定性的，因此，反过来说，当他不做什么时，这种无作为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

    女军官想要知道，在这次计划中，高川做什么和无作为的时候，分别产生了怎样影响。她打开电脑，启动了自建的事件模型，将自己收集到的数据录入，尽管她十分清楚，这个模型能够模拟的情况，和实际情况仍旧有着巨大的偏差。可是，她必须做点什么，以便让自己去维持足够坚强的意志，不被那只有自己可以感受到的恐怖和绝望的未来打倒。

    在这种时候，女军官十分清楚，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不再是单纯地对外界进行影响，更重要的是，全都会对自己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在找到他人的问题之前，她先要确保自己不出问题。

    高川沿着氛围大变的通道回到自己房间，一路上那阴森诡异的气息，就好似在酝酿着更加尖锐沉重的毁灭，让人不由得处于一种极大的不安中。“一定会有更糟糕的事情生”这样的感觉，会不由自主地从心底滋生，无论自己如何去反驳，找多少理由，或者转换视角去看待，也不会被削弱半分。

    名为《心灵复制》的书籍消失了。的确是消失了。哪怕不去理会脑硬体的确认，而亲自动手将房间翻了一遍，也无法将这本书找出来。高川躺回床上，强行让脑硬体让自己处于一个类似休眠的状态，他一边觉得自己有许多事情要做，却又无法找出自己应该做什么，疲劳感涌上心头，他干脆什么都不想做了，就是想要安静地休息一会。

    义体是不会疲劳的，但遗憾的是，心灵会。哪怕成为英雄的喜悦，也无法抵消这种疲惫。喜悦、困惑、矛盾和烦恼，以及更多的情绪，哪怕纠缠在一起，也不会因为一方而让另一方消失。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们各行其是，让人感到自我的复杂。

    高川的大脑和他的身体一起沉默了。

    在彻底陷入无知无觉的黑暗中前，他这么想到，一觉醒来，也许就会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了。

    大船在迷雾中漂流，哪怕船长犹在，也自认无法做出比自动导航系统更正确的指示，因为，在这个没有参照物，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船外能见度不足五十米，且看不到除了海水之外的任何事物的环境中，他连自己身处哪个位置都不清楚。自动导航系统中的地图标注了这艘船的坐标，然而，在这么一个诡异的环境中，这个坐标的正确性还剩下多少，值得商榷。

    船长对船上所生的事情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船员没有被牵扯进去，仍旧听从自己的指示，无疑是在这个他所认为的恶劣状况下，唯一让他稍微放心的情况了。高川、少数人、船员、以女军官为核心的战术合作与自我革新委员会，这四个团体之间存在极为显眼的罅隙，而且，在船长的眼中，这条罅隙将会越来越大，并且不具备弥合的机会。

    这大概是在开船前，没有人可以提前知晓的变化。(未完待续。)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