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姆立扎会战对于公国而言无异于灾难。对于这场战争来说，也意味着决定战局走向的天王山。但是战争本身并未真正分出胜负。

    公国固然失去了亚姆立扎这个关键性的物资周转中心，存储在据点内的辎重、器材和武器装备也损失了超过70%，关键的火车调度集结中心和空港设施也已经失去。从结果上来说，公国已经失去了在严冬降临前突破曼纳海姆防线的一切可能。相对的，拉普兰也缺少发动反击将公国军彻底赶回国境线的实力。

    逐渐降低的气温是原因之一，更直接的原因是双方的财政都已经无力支撑战争继续下去。

    巨额的军事开支压得公国财政系统喘不过气来，原本就不怎么健康的财政如今更是不得不靠借贷来补充维持，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纵然公国还有庞大的预备军可以投入战争，也难以将之付诸行动。

    拉普兰的财政比之公国更加不堪，公国的财政一直到亚姆立扎会战还能维持运转，一直到会战之后才不得不开放借贷作为补充。拉普兰则是一开始就是在靠帝国的低息贷款和发行战争公债来维持运作。到会战结束时，仅战争公债一项便高达11.25亿帝国马克。庞大的债务必然伴随巨额利息。不难想见，等到第一批公债进入还本付息阶段，拉普兰的财政系统将面临何等巨大的压力……要知道拉普兰的家底可没有公国那么雄厚，就算靠借债度日，也不可能撑下去。

    双方都没有继续战争的能力和意愿，是到了用谈判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两国初步的意向是在但泽-格丁尼亚举行会谈，拉普兰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外交大臣维伊诺.唐纳勋爵，罗斯联合公国的首席谈判代表是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伯爵。”

    “看起来会是一场很辛苦的谈判呐。通知下去，务必要招待周全，医疗小组要随时待命。绝不能让两国代表团在帝国领土上发生任何意外。”

    瞄了一眼史塔西呈报的相关资料，李林在文件末尾画上花押。

    对于双方交涉的代表人选和对双方底线的预测，各情报部门的结论都是一致的，即双方都不会提出让对方和其它国家感到危难的交涉条件，同时也会在坚持原则底线的基础上尽可能争取本国利益。

    具体到交涉条件上的表现就是拉普兰希望公国退回战争之前的边境线，此外最好能支付一笔象征性的赔偿金；公国则希望以双方实际控制线为新的边界，就此稳定下来，至于赔款什么的就不要想了。一句话，要钱没有，你非要我赔钱，那就继续战下去便是。

    双方都有结束战争的意愿，维特伯爵更是放话“别无所求，只为和平”。

    考虑到两国面对的内外形式，无须怀疑他们追求和平的诚意，要达成和平协议的难度并不算大。唯一算是障碍的，无非是围绕面子和利益的争执会耗费掉很多时间。

    这个“很多时间”有多长，取决于双方的内部压力。

    拉普兰承受着相当大的经济压力，民生凋敝的情形其实比公国更严重一些，不过连续的胜利有效提振了士气，使得拉普兰的人们对眼前贫乏的生活有着更高的忍耐力。

    公国方面在经济面的压力比拉普兰要小得多，但内部压力却要大得多。军事失败让之前被压制住的矛盾一口气爆发出来，亚姆立札会战失败的消息传来后，短短一周时间，公国全境爆发了235次起义，被暴乱者和恐怖份子暗杀的官员多达一百多人。农民造反、工厂罢工、学生罢课、知识分子抗议、地方自治会更是跳出来要求实行公民平权和君主立宪制。传统君主政体一时间在公国显得摇摇欲坠。要不是维特伯爵亲自担任外交代表，满足了绝大多数人“停止战争，寻求和平”的呼声，铁腕大臣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则以高压恐怖手段来压制恐怖主义浪潮。宪兵队和奥克拉纳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在缺少证据的前提下，仅凭“主观怀疑”即可定罪。获得了莫大权力的宪兵和秘密警察处决暗杀者和“疑似革命党”的速度之快几乎到了匪夷所思的境界，往往被暗杀者还没下葬，杀手和“可疑分子”连带全家老小都已经被烧成灰倒进河里了。

    靠着血腥和恐怖，公国的社会动荡暂时被压制下去了。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只是暂时现象。靠杀人或许可以暂时抑制问题，但从来都谈不上摧毁问题，更不要说解决问题。以公国目前面对的内外形式，不管最后能达成什么样的和约，公国都必须面对危机重重的国内形式，认真思考未来的出路。

    “话是这么说，贵族、军队、教会、沙皇——传统既.得.利.益集团是不会甘愿为了国家发展和社会安定牺牲个人和集团利益的。或许他们之中不乏一些目光长远的聪明人，比如维特伯爵、斯托雷平和皇叔尼古拉大公，但个人不管怎么优秀，又怎么可能扭转整个集团的堕落呢?”

    翻阅着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奏章副本，李林的嘴角扬起一丝刀子般尖利的微笑。

    尼古拉大公仪表堂堂，久居军界，是皇族之中为数不多能领兵打仗，并且在政治事务上也颇有见地之人。这位罗曼诺夫家族的成员本应是传统君主政体的忠实捍卫者，护卫皇权的急先锋。可正是尼古拉大公给他的沙皇侄子写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奏章，明确提出要么建立一个对国家和民众负责的政府（其实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制），要么让他早早退役去国外当寓公养老（也就是撂挑子，能把沙皇吓住最好，吓不住也能跳下公国这条渐渐沉没的大船，避免被可能的革命风暴波及）。

    连尼古拉大公这等身份的人都坚信如果不进行变革，公国将会被革命风暴吞噬，公国内部形势的危险程度可见一斑。

    而这对于帝国，恰恰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一场丰盛的饕餮大餐。

    按照眼下的形式，公国在谈判中同意支付哪怕是象征性的战争赔款的概率都是微乎其微，拉普兰不但无法获得战争赔款，可能还不得不忍受部分领土的丧失。但随着公国的战败，拉普兰的国际地位和国家信用将迅速上升，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这个国家将成为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投资地。

    帝国金融资本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加深对拉普兰控制的机会，不过和另一道大餐相比，投资拉普兰不过是正餐前的开胃小菜罢了。

    向公国提供贷款，帮助其维持统治才是帝国金融资本的狂欢大戏。

    向公国提供贷款的好处是多方面的。首先公国的丰富资源、人口、市场使得无须担心其偿还能力。对扩张中的帝国资本和消费市场来讲，这是一笔不错的生意；其次，眼下只有帝国能提供足以维持公国社会秩序的巨额贷款，这就使得这笔生意很大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即便阿尔比昂也会提供贷款，但一旦失去帝国这个金源，光靠阿尔比昂那点连塞牙缝都不够的小钱，公国很快就会陷入比眼下更激烈的动荡。所以这笔贷款实际上很大程度将左右下一场大战中公国所属的阵营；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通过发放金融贷款，帝国将扶植公国资本势力，在国家杜马和政府机构中获得莫大的影响力。

    很多人或许会觉得诧异，作为一个标准的垄断资本集团，帝国会想要扶植外国资本?这是不是吃错药了?

    诚然，垄断资本具有极强的排他性。但事情要分开看，帝国资本实际上同时具备托拉斯和康采恩的特性，同时还是一个只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垄断资本。掌握着这头资本巨兽项圈的是皇帝本人，皇帝一言便可决定资本流向。也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特质，任何国家都不欢迎这种国家垄断资本进入本国发展，纵然允许也要加上各种政策限制。说白了，就是包括公国在内的各国可以接受贷款，但绝不接受帝国垄断资本把自家变成狩猎场。

    考虑到大环境，通过注资入股，让外国资本形成与帝国资本合作的卡特尔、辛迪加等形式的跨国合作资本，为帝国资本准备日后的金融收割提供通道和工具就有其必要性了。通过这些平台，帝国资本可以更好的隐身幕后操弄各国的资产价格与汇率，在合适的时机引爆金融危机，然后再披着“本国企业”的马甲去低价抄底各国优质资产。既赚取了利润，又最大限度避免了当地民众对帝国的反感情绪，可谓一举两得。

    除了经济利益，政治层面的收益更是不可小觑。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公国资本早就不甘于被排除在政治游戏之外的现状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天性，乃是建立在人性本质的贪婪上。积累起足够的财富之后，资本自然会渴望能掌握政治权利，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在现有规则的基础上，坚持和支持所有能维护自身权益的规则，改进那些陈年积弊，消灭所有限制资本运作的规矩。

    公国的战败对公国资本而言恰好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既然因为战败，政府已经颜面尽失权威尽丧，那么为了维护统治，沙皇、贵族、官僚和军人就必须向资本低头，将政治权力进行分割……

    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再怎么说谢尔盖.维特伯爵和斯托雷平也不会放任商人恣意做大，更不要说沙皇陛下多么不情愿分润出手中的权利。这种时候如果有强势的外国资本加入，那么事情将会轻松许多。至于事后的投桃报李，自然也必不可少。

    “目前公国资本推出的代理人是一个叫‘十月十七日联盟’，简称‘十月党’的政治结社，其首领为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大地主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罗坚柯与实业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契柯夫。从其目前的宣传纲领来看，这是个温和改良派的政治结社。情报部觉得可以将其列为潜在的合作对象。”

    尼德霍格侃侃道来。

    亲卫队队长毫不怀疑这个代表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利益的政党会选择与帝国合作。这些人或许是爱国者，但他们的出身赋予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只要条件合适或者压力够大，不用帝国示意，这帮人自己就会哭着喊着上门来抱帝国的大腿。

    以帝国的国力，开出一个较高的价码并不困难，可光靠赠予和施舍，充其量最多能换来一时的感激，遑论忠诚。更不用说，以这些人的人格特质，其宣誓的忠诚能有几分可信度是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

    要想驯服公国的资本力量，让他们全心全意的为帝国服务，除了给他们好处，还要让他们感受到压力。让他们明白一旦失去帝国的支持，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瞬间都将化为乌有。

    这种压力不光来自帝国，也来自公国传统统治阶层，更来自被忽视的、正在积累不满等待爆发的底层民众。

    当贵族、商人、政客在盘算权利分配时。死在拉普兰森林中的士兵的遗族无人关心，那些吃了败仗或被俘的归国士兵不受人待见，那些在一系列起义、暴动、罢工、罢课中死去或没有死去的人们需要些什么，更是没人理会。有钱人和掌权者都不关心他们，因为在他们眼里，那些不过是工具，是劳动力，是炮灰，唯独不是与自己平等的“人”。如果说公国的权利者和有钱人对底层民众还存有一丝善念的话，那也只是希望这些劳动力还有力气继续干活，希望炮灰们不至于不肯卖命，仅此而已。

    要诱导这些除了一条命，几乎什么都没有的人站出来，给公国上层施加压力，让公国主动靠向帝国，简直轻而易举。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