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李铿的创意，顿时全场如惊雷乍响！师傅们一致叫好。

    厂领导把主创任务交给了李铿。

    李铿将积郁在心中多年的情愫，倾注在刻刀下。

    三个月后，《百鸟鸣春砚》问世。

    旭日冉冉，仙鹤、喜鹊、黄莺等，或振翅高飞，或昂首欢唱，或怡然嬉戏……牡丹盛开、腊梅怒放、金菊映日、桃李争艳……百花盛开，生机盎然。

    春天的气息在砚上流淌。

    此砚在广交会甫一亮相，引得看客如云。

    一向呆板的端砚，呈现出鲜活的生机。

    有位学者慨叹：‘这是端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新的里程碑’。

    此砚被帝都故宫博物馆收藏。时年，李铿26岁。”

    “我的天，才二十六岁竟然就取得了如此成就，太厉害了！”

    英雄人物，厉害的天才，总是会被人推崇。

    也难怪柳梦寻会如此惊叹呢。

    “其实说起来，你们三个倒也不输给这个李铿啊。”

    萧峰锐笑道：“你们三个应该都不到三十岁吧，但是神罗集团的名声，却已经响彻整个世界。

    从曾经微不足道的小公司，到如今人尽皆知的大集团，这中间经历了也其实没有几年时间而已。”

    “萧大哥就别夸我们了，跟李大师相比，我们能算什么呢。

    这李大师可是精品迭出啊，他的灵感来自脚下的土地！

    1978年，厂里物色到一块石品奇特的麻子坑砚石。

    李铿骑着自行车来到七星岩，寻找创作灵感。

    天柱岩下，叶将军游七星岩的石刻诗跃入眼帘：‘借得西湖水一圜，更移阳朔七堆山，堤边添上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

    李铿蓦然开窍：砚石上有七颗活眼，恰似七星岩；那‘鱼脑冻’正如烟波浩淼的湖水。

    为何不将眼前美景与诗句融于砚中呢？

    几个月后，《星湖春晓砚》诞生了：

    峭壁奇峰，流云穿岫；绿树红花，蝶舞欢飞；虹桥柳岸，水光潋艳。

    《星湖春晓砚》被选送全国工艺美术展览，获轻工部科技一等奖。

    李铿开创了将本土文化、当地风光与传统技艺相结合的端砚艺术先河。

    2003年，广省政府要给洋顾问送礼品，省领导指定李铿制作端砚。

    如何在砚上体现出广省人‘敢为天下先’又富有南粤地方特色呢？

    有一天，李铿到星湖写生，见木棉树繁花怒放，如燃烧的火焰：‘啊，红棉花正好象征着广省人热情如火。

    孙中山推翻清朝帝制，毛大人曾赞他是敢为天下先的革新先行者。

    李铿制砚时选广省中山纪念堂为背景，前有孙中山拄拐杖的铜像，配衬灿烂的红棉花。

    《南粤花开砚》得到了黄华华的高度评价。

    其父亲冤案得到平反，李铿的创作激情似火山喷发，好作品频频问世：

    1989年《七星岩古今名刻砚》获第八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一等奖，被中国工艺美术珍品馆收藏；

    1997年《七星迎珠砚》被肇城市人民政府选中赠予香港特首办；

    1999年《中华九龙宝砚》为帝都人民大会堂收藏；

    2006年，《盛世龙腾砚》，是广省送给北棒国家领导人的礼品；

    1988年，被轻工部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1989年，获‘全国劳模’称号。

    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2000年，被国家文化部和国家邮政总局选为‘新时期中国一百名艺术家’并发行明信片；

    最近，被评为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

    人的命运与时代息息相关。

    李铿从事端砚制作40多年，与共和国一起走过起伏跌宕的峥嵘岁月。

    他在雕刻端砚的同时，也在雕刻着自己的人生。”

    说完这些，张天元自己都有些激动不已。

    一位大师的作品，此时正活灵活现地在他的眼前摆放着，而且不止一件，如何能不激动呢。

    最无奈的，怕就是萧峰锐了。

    他真得很想得到这两件砚台，如今却一件也无法得到，这心中，总是感觉有些无奈啊。

    “萧大哥，喜欢的话，我可以把《中华图腾砚》卖给你。”

    张天元突然说道。

    比起《中华图腾砚》他更喜欢那件《周大人诗词砚》。

    “当真？”

    萧峰锐听到张天元这话，整个人瞬间就兴奋得呆住了。

    因为这样的好事儿，他可不敢想啊。

    “我还能用这事儿来忽悠您吗？”

    张天元苦笑道：“说了可以卖给你，就肯定卖给你。”

    “看起来你是周大人的粉丝了？”

    萧峰锐笑道。

    “那倒也不是，我对当年的那些伟人都很崇拜，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能打造出一个令世界震撼的国家来，那真得非常不容易。

    我有神罗集团，所以最明白这一点艰辛。”

    张天元感慨道。

    “我听说周大人当年去脚盆的时候，可混得不怎么好啊？”

    牟莹突然说道。

    张天元点了点头道：“那没错，1917年9月，19岁的周大人东渡日本留学，开始学习日语。

    这是他第一次踏上异国的土地，他的目的其实是很单纯的。

    当时，日中两国之间有一个教育交流协议，规定凡考入政府指定的大学如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高师，后改为东京教育大学，也就是现在的筑波大学、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简称一高，也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学、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等，就会成为中国政府的官费留学生。

    不管出身如何，只要学习成绩好，官费留学生的大门就会打开。

    在这种环境下，在南开学校上学的周大人的很多前辈和友人都选择了留学日本并取得了成功。

    这些事例似乎使出身贫寒的周大人坚定了前往东京的决心。

    最后，他与很多同学一样，选择了留学日本这条道路。

    到达东京的第二个月即1917年10月，周大人就进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上学。

    这是一所为外国留学生提供日语和其他科目教学的讲座制预备学校，当时有1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在校注册，其中大部分人的目标就是成为官费留学生。

    周大人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因崇拜基督徒张伯苓校长，遂立志做一名教师，在决定第一志愿报考高师、第二志愿报考一高之后，他立即开始应考的准备。

    但最关键的考试用语——日语的学习却进步不大。

    5个月后的1918年3月初，周大人第一次参加了高师的入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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