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今天下午在山上写出来的。
这也是他想好好几天的结果,小小年纪的他,目前赚钱的机会确实有限,要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只能靠父母。但父母能赚钱的生意也有限,养猪,现在猪价也贱,万一运气不好,碰到什么大病,只能自己杀了吃,而且一家养两头猪已经是极限,再养多,猪吃的饲料就成问题。
从现有的条件出发,糖炒板栗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他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板栗曾经买到5块一斤,那是历史最高价,现在最多三块顶天。大家都觉得卖的贱,但是没办法,在农产品价格上,农民一直很少有话语权的。
再说这个东西,他会做。
参加工作以后,看到有糖炒板栗,他时不时也会买一些。倒不是喜欢吃,主要是因为从小开始,每年都帮着父母收板栗,从打板栗开始,到捡板栗,剥板栗,最后买板栗,要忙上10多天。但是印象中,家里却从来没有吃过一餐板栗,哪怕是煮上一碗,也没有。估计全村都一样,哪怕买的再贱,大家都舍不得吃,顶多是剥的时候,那些破了的,就生着吃掉。
套用一句话说,参加工作后,他买糖炒板栗,他吃的不是板栗,他吃的是儿时的缺憾。
就像很多人成年后还听儿歌《让我们荡起双桨》一样,听的也是儿时的缺憾。在冯一平穿着改自姐姐穿小的旧衣服,帮家里大人力所能及的干活的时候,首都的小朋友在周末,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在离天安门不远的,绿树红墙围绕着的公园里划船。因为这个缘故,冯一平一家后来到北京玩,他专门带着儿子去北海公园划了一次船。
张彦倒是爱吃板栗,商场门口,还有农贸市场门口都有卖的,她差不多一个星期会买一次,那时的糖炒板栗已经卖到16块一斤。父母到广州帮忙以后,特别是妈妈,看到那么一小纸袋板栗,就要近二十块钱,深感不值,就说,你们要是喜欢吃,那我做吧。
但是她不知道怎么做,冯一平上网一查,容易,有步骤,有专门的炒砂卖,他们就试着做了几次,自己也不断调整糖、油比例,还加入其它香料,到后来,做出的加强版糖炒板栗,绝对比外面买的味道好。
现在要做的,只不过是把原来家里做的,每次炒一两斤,变成用大铁锅一次炒十几斤炒而已。
冯一平提出这样的建议,还有一个考虑。
父母因为一直以来,经济上都不宽裕,所以对钱看的很重,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哪怕冯一平后来赚了些钱,这个观念还是改不过来。住到一起后,父母节俭到抠门的习惯,连冯一平也不习惯,那种节省是全方面的,从衣食住行,方方面面,能省一块是一块。何况张彦从小家境就算好,更不习惯,所以,因为花钱,父母和冯一平及张彦之间,闹了不少次矛盾。
冯一平记得,贾平凹曾经写过大概这么一句话,“在我眼里,两块钱不是两块钱,那是白花花一堆盐。”
在父母眼里,钱不是钱,那真的是命,花钱,就是要他们的命,而且当时他们年纪也大了,想让他们改变,很难很难。这一次,冯一平有信心,做的比原来要好,他也想让父母还年轻的时候,自己能赚些钱,不要像原来一样,把钱看的比命还重。
那张纸冯振昌反复看了,交给梅秋萍,“这说的到不难,河砂好说,到河边挑好的铲就是,糖和茶油,也好买,就是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做出那个味道来。”
“还有,到哪里去买呢?县城不用说,买6块一斤,估计没多人少人买,我看在市里都不容易,省里应该买的人多,但是省里我们去都没去过,人生地不熟的。还有,在省里,那总要找个住的地方啊,加上买糖和茶油,还有炉子,这都要花钱,加起来也要不少。”冯振昌接着说。
冯一平说,“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去省城买糖炒板栗,这只是一个办法,这个不行,我们再想其它的。我主要考虑的是,这里面的大项,板栗,我们自己有,不用花钱买,家里的不够,志明哥家的多,可以先借几百斤,买了给他钱,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冯振昌点点头,“这个没事,他家孩子小,现在用钱的地方少,商量商量,应该能借一些。”
“目前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把板栗炒好,所以我的意思是,最迟这个月底,板栗就要收,那先不急着买,我们先炒试试,如果炒出来味道不错,那可以考虑做这个事情。一天没10斤应该没问题吧,做上两个月,能买600斤,6块一斤,毛收入3600,小舅不是一直在省城,叫他帮我们租个房子,房租一个月算200,自己带米,每个月买菜200应该很够,路费总共算300,炉子,加上糖、油,200也够,这样加起来要花费1300,600斤板栗,要1200块,那就是差不多赚1100块,一个月有500多块,而且要是做的好,这个生意是长年可以做的,一年5000块钱应该没问题。”
冯振昌早年在生产对上做过会计,“你是把我们家的那400斤也算进去了,那400斤不算钱的话,两个月差不多能赚2000块?”
冯一平说,“如果是想长期做,那还是要算进价的。”
冯振昌点头,梅秋萍却有些愣住,从她生病,到建房子,这些年下来,欠着三千多的外债,她是个急性子的人,每天都愁,按现在的收入算,这些债怕是要还些年的,怎么儿子这一算,这个好好做,两个月下来,这外债就能还一大半?
她急切的问,“一平,你有没有算错。”
“错不了,”冯振昌说,“就这千多块的帐,怎么会错?”
“千多块,你说的轻巧,”梅秋萍也是有性子的人,“这几年,哪一年到年底,家里能余上百多块钱。”
冯振昌哑然,冯一平连忙说,“妈,不会错,我帮你写下来。”
拿着纸,“一个月买菜要200块?”她首先质疑,“这是要天天大鱼大肉的吃啊!”
“妈,这是大概的数字,算宽裕一点好。”冯一平解释道。
梅秋萍反复看了几次,“没错,这样算,一个月确实能赚500多块,哪怕是赚一半,200多一个月,我也知足。”
冯振昌这时也有心情开玩笑,“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一个月赚两百多块。”
梅秋萍说,“反正这是个路子,按一平说的,他以后如果考上大学,靠我们种地是供不起的,只能旧债没清就扯新债,再说借钱就容易?既然算下来这个能赚钱,那我们就用心做试试!”
“按一平这样说的,是值得试试!”冯振昌也赞同。
他也难,受累于父亲地主的成份,他直到37岁才结婚,一直下苦力种地,就是变不了几个钱。在村里,虽然年高份尊,人人见了,不是叫叔,就是叫爹,可是给老婆治病,加上建现在住的房子,欠的几千块钱,这些年还是没怎么还。
目前,儿子是他的骄傲,也是他们的希望,儿子说的也是,学费一年比一年高,大学就更不得了,总不能事到临头才想办法吧,现在确实到了不想办法赚钱就不行的时候。但是自己又没什么好的路子,儿子的这个想法,倒不失为一个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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