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帝国巨头四大天王之一，房乔的影响力，不是一般官僚可以短时间内比肩的。即便是有地方世族的支持，顶天也就是温彦博这个层级，说到底，候补天王的意思，就还不是天王。

    典型的一点，天下诸道各州刺史、长史，其财政权、人事权的权力，做官做到死，也不可能像房乔这样挥洒自如。

    房玄龄说要总督府置省内“钱库司”，那省内有司就成立了，一干要员从长安、洛阳、武汉或借或调，横竖不超过一个月，就搭起了架子。环彭蠡湖的“调研”忙归忙，也死了人，但摸底的前期工作房玄龄要说做，就没人说这不行那不行来推诿。

    谁推诿就查谁，房乔做“黜置大使”的时候，这帮地方土鳖连开元通宝都还没见过呢。

    省内总督府新旧空缺放在那里，房乔的底气也是相当足的。“钱库司”作为江西省财政厅，对整个江西是“一揽子”统筹，当然了，因为江汉观察使府的存在，就刨除了武汉。

    钱怎么来？

    房玄龄也不含糊，作为尚书左仆射，连“跑部钱进”都不会，他还混个屁？再说了，也不需要他去跑。

    他房玄龄这张脸往弘文阁一放，难道就不值个百几十万贯？

    弘文阁“闻弦知雅意”，也没有废话，上禀辽东，皇帝行在就传来消息：江西草创，税赋自当酌情减免。

    收到皇帝传回来的消息，弘文阁一干老秘书就琢磨了：这他妈啥意思？

    好在魏王殿下身边不都是废物，几经揣测，心想大概是皇帝老子允许房相可以多截留点江西的税赋？

    贞观朝的税赋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分水岭就是“伊予铜山”正式出口铜锭进入中国，基本上解决了京洛、淮扬、苏杭的“钱荒”。于是这些地区缴纳税赋，也逐渐从实物税变成了折算银钱。

    当然对李董来说，苏杭这地界并没有执行严厉，因为暂时不属于他的基本盘。中原地区，李董是非常强硬地推动“货币化”。银钱在手多方便啊，粮食仅仅是为了维持常平仓，诸道往往在籴粜之间，贴个两三文钱一斗总是要的。

    若非要“维稳”，鬼才愿意贴钱进去。

    就为这个，还要坚决打击“豪强”，防止“发国难财”的大户们煽动民变，可以说是相当的得罪人。

    除了李董的核心地区，不仅仅是房玄龄所在的江西，基本上其余地方，李董都是愿意放一放手，一般都是“因循旧例”，这个旧例，往往都是隋朝时期的故事。

    这也是为什么武德朝的律令，基本就是隋朝的改了个名字。

    连户籍统计，整个武德朝都没有做过，关中都没有统计，更不要说全国。当然这跟当时天下新定，山东世族把持中原，有很大的关系，但执行力上不得不说，颇有划水胡混的嫌疑。

    于是房玄龄要弄点钱在总督府机动，李皇帝是允许的，横竖这年头也不可能是房玄龄来起头造反，再一个，总督府也不涉及到军事。

    更何况就这年头江西的道路，就算有人造反，能不能一个月内出一州之地，还特么两说呢。

    房玄龄就算要造反，也得等他“钱库司”把钱存起来修了路之后，再去多说。

    所以房玄龄在江西的“钱库司”一个进项，就确定了下来，只是到底要截留多少，还有待商榷。

    实际上房玄龄在现钱上，并没有指望税赋，江西是从整个江南道拆分出来的，没有整饬河道、沼泽、山地之前，就是典型的穷横。饶是“豫章郡”这样的鱼米之乡，一到发大水，那当真是到处都是鱼在稻田里吃米，全他妈给淹了。

    按照有司统计来看，河堤、湖堤、江堤总里程少说要五六千里才能保证不出大的水患。就这，还得从武汉借调测绘狗，否则还得走弯路，两条腿走能走到什么时候去？

    但实物税在这时候的江西，还是相当有用的，“民以食为天”，吃是头等大事，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要吃饭。

    豫章师范学院筹办，要紧的地方也是吃，教员、学生的吃管好了，就算是成了一半的事情。剩下的，发扬一下精神，号召一下动力，咬咬牙对付个三五月，不成问题。

    真正的现钱来源，有两个，一是问江西地方的土豪“借”，这个“借”倒也不是厚颜无耻的抢劫，而是凭借总督府的权威，在“豫章郡”设立新市，这些个市镇，都是和武汉对接的，一应资源，都可以让武汉承销。

    二是总督府问武汉“借”，这个就是之前修桥铺路修堤开渠的路数，拿“过路费”充抵工程费用之后。各运河、关卡处的津口、市镇地皮，直接卖给武汉人。当然江西老表也可以买，只要肯掏钱，谁还管钱是谁的？

    赣水是直通彭蠡湖也就是后世鄱阳湖的，隔湖相望，都昌县所设船务学堂也不是没人知道，所以江西总督府“卖地”的那些地到底好不好，有点见识的都琢磨着筹钱做个二道贩子。

    而且因为总督府统筹，什么地方能卖，什么地方不能卖，基本就是房玄龄说了算，别人想要卖给武汉人，武汉也没谁有那个胆子跑来拆台。

    有心找淮扬、苏杭的，人都不愿意来江西，他们何来把握千里迢迢买地还能攥住了发家致富？

    兜兜转还是要找总督府求房玄龄“指点迷津”，连狗都知道，武汉那边只认房玄龄，其余本地老表，一干不认。

    因为武汉的鼎力支持，房玄龄在江西镇压坐地户可谓“大杀特杀”“几无一合对手”，贞观十九年秋冬交际的光景，总督府的威权算是彻底建立，总督府说要疏浚余水入湖段河道，余干县全体上下表示全力支持，争取大干五百天，增加稻田四十万亩。

    总督府说要修一条南昌到建昌的弛道，两地百姓交口称赞，表示“要想富，先修路”“响应总督号召，发扬劳动热情”。

    至于像丰城县这种总督府还没有说什么，就主动开始邀请工程队进驻勘察的地方，一时为“江西楷模，赣水表率”，总督府为此特别表示，豫章师范学院可以多给丰城县几个招生名额。

    跟房玄龄家二公子“交情莫逆”的宣州一把手颜籀颜老汉，在看到房玄龄半年不到就把江西各地刺头梳理的服服帖帖，也是叹为观止，不得不承认，能混成四大天王的猛人，从来没有浪得虚名的。

    而房玄龄一手拿着钱袋子，一手拿着官帽子，也不是说就万事大吉。对于来年的官员考绩，总督府针对环彭蠡湖，评定标准就一个：里程。

    江堤、湖堤、河堤、沟渠、运河……

    验收里程达标，官帽子不缺，钱袋子敞开。而这个考绩标准，也不是随便就定下来的，农耕时代的水利设施优劣，直接就决定了粮食产量大部分行情。

    有没有都江堰，有没有郑国渠，有没有刊沟，对这些水利工程所在地而言，就是天壤之别。

    想要从“泽陂遍布”进化成“鱼米之乡”，给工业时代的化肥无上限供应，除了造成水污染，没有任何意义。

    但水利工程水利设施的完善，却能够让粮食增产翻一番翻两番，按照总督府长久以来的勘察，倘若环彭蠡湖“治水”“治山”妥帖，田亩增加的数量，再养活个五六百万人毫无压力。

    在这样的数据支撑下，房玄龄如何不心动？

    千几百年后，人们提到彭蠡湖或者鄱阳湖成为“鱼米之乡”的首功，怕不是早就在彭蠡湖给房玄龄立个石像，让后世子孙前来祭拜。

    至于名声之外，仅仅是二三年之后的收益，一亩地哪怕就算一石，一百万亩就是一百万石，而这里，又何止是一百万亩！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