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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工科生:第二卷 草原呼保义 第八十四章 多年结果

    “哥哥,自来都是小惩大诫,怎地这会子,一股脑儿都把这些个青皮无赖都发配了出去?”

    “甚么叫发配!这叫改造!”

    不等张德回答,“忠义社”自有人跳出来吆喝,环视四周嚷嚷起来,“此去西域河中,一番改造,自让彼等改过自新。留在武汉,还要管饭呢。”

    起先问话的人还要再说,旁边却有人扯了扯他的衣袖,然后小声道:“老弟,河中缺人呢。”

    一个激灵,这问话的一副若有所思,正色道:“言之有理,圣人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后面的都是废话,就没细说,大家都懂。

    老张也是乐得清静,笑呵呵地看着一众“兄弟”表演,好一会儿,他喝着凉茶才敲了敲桌子。

    “也不要全部发配,主抓外来户,留几个本地哥儿,只要不是奸淫掳掠欺男霸女,小偷小摸就在本地服个劳役即可。待将来又起事体,再拿他们做个文章,不拘是发配河中还是扶桑,总能让治下百姓拍手称快。”

    执政的基本套路,这些擦屁股纸擦鞋垫,本来就是用完了就扔。有活力社会团体难不成还能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从重从严,苍头黔首只有连连叫好的。

    扬子江两岸的帮会规模极大,因为“共烧一炷香”的江湖已经形成,围绕着“铁杖庙”“麦公祠”,“好兄弟,讲义气”已然成为一种江湖的“价值观”。又因为在“铁杖庙”附近生存的行业,大多都是物流运输或者民间黄、赌,这就使得全新的帮会组织,大多都是以这个行业为载体在繁衍。

    比如张德现在要下手的“短衫帮”,他们除了裹挟中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之外,早先都是以“苦力帮”的形式存在。武汉本地的苦力,大多都是来自附近州县,比如黄州比如洪州豫宁县。

    乡党为基础,行业为载体,为了争夺“市场”“业务”,冲突不断升级,从个人上升到团体,最终刺激着新式帮会的诞生。

    而为了保持帮会的战斗力,就必须要有统一的“价值观”,于是围绕着“铁杖庙”,由麦铁杖这个神仙作证,大家一起“讲义气”,自然能够“同仇敌忾”。

    只是对江汉观察使府来说,这些有活力社会团体不管多么活跃,面对国家暴力机关,其战斗力连五都没有。

    之所以在帮会争斗的过程中有点放任的意思,也是为了行业在激烈斗争之后,能够趋于平静。

    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激烈的争斗,哪怕是胜利者,也是一屁股债的屎,将来借这种货色人头一用,根本不需要胡乱找借口。

    私斗从来是有罪的,至于其它教唆、聚赌等等,武汉都懒得列举。你私斗就是要打破武汉本地的经济环境,就是妨碍武汉本地权贵愉快地捞钱,这就是罪不可恕,这就是罪该万死。

    哪怕养着一个两个有活力社会团体的权贵,在面对官方要搞这些青皮流氓的时候,也不会有半点香火情。

    锦衣玉食之辈,跟一介青皮有什么香火可以谈的?

    当年推动“铁杖庙”“麦公祠”的建设,十几二十年的运营,“品牌”的效果已经出来。给民间一个“价值观”,一个“信仰”,既能转移矛盾,关键时候还能杀猪过年,可以说“利润”惊人。

    这些年朝廷偷偷摸摸给某些地方的“铁杖庙”“麦公祠”弄个官方牌楼,那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秋冬之前从武汉倒腾点人力前往西域、河中,本就是既定计划,只是这些个有活力社会团体正好撞上了枪口,算他们倒霉吧。

    并非没有青少年的家庭托关系前来疏通,乃至也有当街叫骂甚至喊冤的,但观察使府执行这项事情的时候,并非只是官方在推动,那些因为治安事件影响生意的武汉新贵,以及想要在河中、西域分一杯羹的帝国贵公子们,也是要出来喊两声的。

    至于舆论上更不必多说,哪怕是千里之外的《扬子晚报》,也配合着江汉观察使府的嗓门。

    可以说上至朝廷下到江湖,形成的舆论声浪,就是要“从重从严”,这本就是地方百姓的个人心声以及需要。毕竟,朝廷大政太远,而青皮无赖,很有可能夜里来砸他们家的窗户……

    一块玻璃好多钱的。

    “忠义社”关起门来开会,还有比较狠辣极端的,想要直接把这些发配出去的青少年都去处武汉诸州县户籍,然后和敦煌宫交接,把他们全部尽数落籍昆仑川或者河中。

    只是这样的操作实在是太毒,搞不好真会引发一波大规模刺杀,这才作罢。

    究其原因,一旦把户籍改迁,按照西域、河中的现行体制,一旦有什么战事,抽丁抽的就是当地在籍壮丁。

    那末问题来了,整个环昆仑川还有葱岭附近,哪个月不打仗?

    每个月都有探险队死在野地,每个月都有跟野人部落发生冲突然后阵亡的,每个月都有被河中地区诸国遗族刺杀身亡的。

    这是一个高危高风险地区,对武汉这些江湖上小打小闹吆五喝六的青少年来说,就是个吃人的黑洞。

    饶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一个不小心,大概吃酒的时候,都会被十来岁的陪酒胡姬一刀割了脖子。

    所以不难想象,一旦真的除籍之后重新落籍昆仑川或者河中,这些倒霉蛋的家长们会何等的激动。

    过犹不及,孙伏伽除了研究刑名律令,还研究人情。这光景也是他出手阻扰了这种极端做法,不过孙师兄在河中某些行当,也是有些股份的,就他老婆那满屋子的包包大衣,靠那点死工资,混个屁啊。

    转手孙状元就给献了个计策,既然不能直接抽丁,可以弄个合同工嘛。不但可以弄成合同工,还能搞“减刑”政策,怎么减刑,就看合同执行的效率高低。

    一翻手,不但名声好听,还不得罪武汉的“老乡”,可从结果上来说,实际并没有任何区别。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