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孟津河面热闹非凡，摆渡黄河南北两岸的渡船，往来东西的货船、客船，各自按着航行规则进行行驶，一艘艘火轮船上，烟囱冒出滚滚浓烟。

    自上游而来的船只，按照航行规则，得优先通行权，在渡船的减速避让下，穿过孟津河段，向下游而去。

    一艘官船上，头等舱中，杨济坐在窗边，就着阳光，翻看着《考试大纲》（分册之一）。

    这本分册，如砖头般厚，上面分章节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详细归类，杨济看着看着，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一个多小时。

    《考试大纲》和《教学大纲》，耗时多年才编制完成，为礼部校对、监督刊印，随后大规模发行。|

    成书过程中，有无数学者参与，群策群力、拾遗补缺，经过不断讨论、修改、补充才得以完善。

    这两套书，成为指导考试、教学的总纲，意义非常重大。

    天下各地，只要入学就读的学子想参加科举考试，那么公私学馆就得按照《教学大纲》进行教学。

    而各级科举考试，其考题的拟定，全都按着《考试大纲》来，考生要备考，得根据《考试大纲》来温习功课，做的习题及“模拟试卷”，其中题目也是根据《考试大纲》拟定。

    可以说，《考试大纲》和《教学大纲》是明德学政的基础，宛若两条腿，缺一不可。

    这两套总纲又是“科举速成宝典”，天下间无数以科举中选为目的而读书的寒门学子，以这两套总纲进行指导，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读书、学习，和世家子弟竞争。

    科举考试的知识点和考点，全都在《考试大纲》和《教学大纲》内，如此一来，世家子弟向来依仗的深厚家学无形中被削弱，基础差的寒门学子，用十余年的寒窗苦读，就能和世家子弟位于同一起跑线上。

    作为那一世曾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杨济来说，《考试大纲》和《教学大纲》到底有多重要，心中一清二楚。

    如今已正式实行的科举制度，在构建时杨济有份参与其中，考试分成四个等级，就是他极力主张的，因为大明的科举就是如此。

    当然，八股文是不行的，免谈。

    科举当然好，而对于科举的弊病，杨济现在有很清楚的认识。

    历史上的科举，成形于隋唐，定于两宋，到了明代已经完善，比起举孝廉、九品中正以制来说，科举这一选拔方式要公平、公正很多，优点不少，但到了后来，弊病也很明显。

    到了大明的时代，科举考试内容已经异变为“八股文”，许多读书人为了求取功名而死读书，不去追求真才实学。

    所以到后来，科举考试的内容及方式严重僵化，选拔出来的人才，实际上局限很大。

    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

    而且僵化的科举会衍生出畸形的师门关系，中选的考生，拜主考官为“座师”，形成裙带关系，这些座师和所谓门生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内耗严重。

    僵化的科举，实际上变成了慢性毒药，毒害的是整个官僚机构，损坏的是国家的未来。

    “偏重人文伦理，轻视其他学科，搞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以朝廷要修改历法，居然要寻求西洋传教士的协助，这算什么？”

    “中原先发明的火药，先投入实战的火器，搞到后面，还得靠从西夷沉船打捞的红夷大炮助阵，脸红不？”

    “三宝太监下西洋，宝船船队是何等的威武雄壮，南洋诸国低眉顺眼，结果呢？到后来南洋全给西夷占了去，家门口的台湾也给人占了，这不是败家么？”

    宇文温的话，回响在杨济耳边，他放下《考试大纲》，看向舷窗外。

    科举的问题，他和宇文温有过多次讨论，

    科举，是一项人才选拔制度，选出来的人才不合用，问题不是在于考试选拔这个制度不好，而是考试内容僵化，然后选拔出来的人才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培养，所以随着时间流逝，科举变味了。

    变味的科举，选拔出来的所谓人才，全都是为了当官而读书的人，这样的人是官迷，为了向上爬不惜结党营私，然后党同伐异，对于国家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科举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僵化的考试内容，出在“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出在八股文。

    出在朝廷的用人需求：上边需要选拔怎样的人才，学子就会变成那样的人才。

    朝廷只考四书五经，认为“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选拔出来的人才，就只会四书五经，必然导致其他杂学式微，必然出现文贵武贱。

    科举存在的弊病，杨济和宇文温议论得很清楚，那么，明德年间诞生的新科举，会是怎样的人才选拔制度呢？

    杨济很想知道效果如何，天子任命他为学政观察使到河南监考，正是有这一用意在里面。

    需求决定“供应”，朝廷需要什么样的官员，就决定了选拔制度选上来的人有什么样的才能。

    四书五经成书的年代，可没有蒸汽抽水机、蒸汽起重机、火轮船，没有流通券、有轨马车、大型矿场和工场，没有各种贸易公司，没有各种轮船招商局。

    国家越来越离不开这些新式技术、新式设备以及新兴产业，执政者想仅靠着四书五经治天下，根本就不现实。

    一个只会“之乎者也”、掉书袋的官员，面对各类新式技术、设备及新兴产业，只会如愚夫般不知所措。

    朝廷需要“新式官员”，所以新的科举制度，必须选拔出“新式人才”。

    那些经学传家的世家子弟，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面对蒸汽机、火轮船以及各种变革，其原本具备的学问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和寒门子弟一样，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对此，杨济颇为期待，想要看看全新的学政、全新的科举制度，最后会为朝廷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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