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想当的皇帝，是个无忧无虑可以纵情声色犬马的天子，在这熊孩子心目中，根本就不懂什么家国责任，他含着金钥匙出生，不需要考虑吃穿住行，也不需要担心将来工作和家庭，前半生当个无忧无虑的太子，后半生则做一个尽情享乐的皇帝。? ?

    从一开始，熊孩子就把做皇帝当成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浑然不知皇帝这个职业是多么艰巨的挑战。

    此时乾清宫内，阁臣李东阳和谢迁，以及张懋、马文升、张鹤龄，一共五位大臣正在接受弘治皇帝传见。

    刘健作为内阁辅，本应列席此次重要会议，但因刘健称病不起，朱祐樘没有勉强，便让刘健暂时留在家中养病。

    朱祐樘手上拿着几份西北来的战报。

    战报中，刘大夏表示已出兵往宁夏镇，收复榆林卫有望的同时，还可能在战事末端打几场说得过去的胜仗，顺便剿灭一些鞑靼部族，虽不能对战局有根本性的影响，也不会伤及鞑靼根本，但好在算是大明的一次绝地反击，朱祐樘又重新燃起建立文治武功的希望。

    李东阳道：“陛下，西北之战已近尾声，刘尚书用兵神，若可在宁夏、陕西等地与鞑靼残余相遇，边军胜算颇高，或可一举收复失地，扬我大明国威！”

    李东阳说的都是些套话空话，以至于朱祐樘觉得不怎么中听。

    苦心准备一年的战事，征调几十万将士，云集边陲，结果反倒被鞑靼破关而入，几十万大军血洒疆场，结果只混了个“安慰奖”杀几个鞑靼人糊弄人，堵住百姓悠悠之口，朱祐樘不由觉得自己这皇帝当得很窝囊。

    在朱祐樘看来，收复失地这个他可以期待，鞑靼人并无经营大明城池的打算，至于扬大明国威，他怎么都不会相信。

    西北之前的系列败仗已是事实，除非此后能打得鞑靼人如丧家之犬，跟弘治十三年一样，反败为胜歼敌数万，亦或者长驱直入草原，这才是真正的“扬国威”，否则就是自欺欺人。

    朱祐樘躺在病榻上，慢慢侧过头，神色间有些无奈，悠悠地叹了口气：“马尚书，你十多年前在西北之地用兵，数年于一日，对于西北形势有独到的判断，卿家以为，当如何用兵方能彻底扭转颓势？”

    也许是弘治皇帝话问得太过直接，扭转颓势，弦外之音是皇帝并不承认光复延绥是“扬国威”，因为刘大夏收拾的很可能只是一批散兵游勇。

    马文升若一味强调现在只是短暂遇挫，并无法令皇帝感到满意，只能改变口风，承认西北这一战的确有疏漏才导致失败，这责任显然不能让皇帝来背。

    马文升道：“回陛下，西北战事进入最后阶段，不若稳中求胜，收复榆林卫左近之地，修复被损毁城墙，实不宜再大举兴兵。经年之后，西北民生有所恢复，再调兵北上，或可趁鞑靼不备，一举踏平草原！至不济也可光复河套！”

    朱祐樘听了马文升的话，一时沉默不语。

    李东阳和马文升虽为一代名臣，但涉及西北之战言论，都采用一个相似的观点，那就是帮皇帝开脱，不正面面对惨败。

    李东阳主张的是西北仍旧有扭转战局的机会，可以扬大明国威，马文升则主张暂时求稳，先将这一战体面地结束，来年再去平鞑靼，说出个“一举踏平草原”这般不切合实际的说法。

    在兵强马壮的时候都尚且不能征服鞑靼人，反倒被鞑靼打得满地找牙，等来年鞑靼兵锋更盛，还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虽说李东阳和马文升都在提不切实际的目标，但他们有一条观点相似，就是西北之战已到收官时分，西北沦陷的土地，完全可以通过接下来一两个月的战事收复。

    至于京畿安危，从头到尾都没有人提，说明京城在他们眼里固若金汤。

    张懋在旁一直没说话，此时趁机提出观点：“陛下，既然西北战事进入尾声，京师周边之地已久烽火，不若解除京畿之地戒严，令货物往来通畅，百姓可安居乐业，不令囤积居奇之徒为祸百姓！”

    朱祐樘原本正在思考马文升的话，闻言问道：“京师有囤积居奇的不法商贾吗？”

    张懋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他提这件事，是因为从麾下将校报告中得知张氏兄弟借京城戒严大国难财，半夜私自打开城门，将城外货物运进城来，利用城内的物资短缺低买高卖。

    张懋尚不知此事只是张延龄一人所为，跟张鹤龄无关，即便他心中有数，但他知道朱祐樘对两个小舅子一向偏帮，所以不愿意自触霉头把这事告诉皇帝，既让皇帝和张氏兄弟下不来台，又显得自己多嘴，给皇家找麻烦。

    张懋只是肯定地点头：“有！”

    “那……”

    朱祐樘一时迟疑，其实在他心中，暂时不想将京师开禁，这跟西北战事的激烈程度无关，他是怕自己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别人觊觎皇位，京师戒严最有利于皇位传承。

    难得西北用兵，给了朱祐樘京师戒严的机会，朱祐樘觉得自己身体每况愈下，便想着让京师多戒严几天，这也是他在自我感觉掌握不住朝政和兵权时的一种权宜之计。

    只有戒严时，兵权才会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

    朱祐樘是个善于纳谏的皇帝，犹豫不决之下，想问问别人的意见，执掌京营的张鹤龄突然上前奏禀：

    “陛下，西北战事尚未平复，陛下又龙体有恙，如今京城周边大致太平，若将京师戒严解除，或有宵小之辈趁机作乱，不若暂且维持戒严，待年末西北彻底平复，鞑靼败退草原之后，再行议处！”

    别的时候，张氏兄弟的话很不得弘治皇帝待见，主要是张氏兄弟没多少才学，容易在人前给皇帝“丢人”。

    朱祐樘不喜欢这对肚子里没多少墨水的话，但这次不同，张鹤龄的话在朱祐樘听来很中听。

    因为张鹤龄的话，恰好点中朱祐樘的心思。

    在这种类似于朝堂议事的环节，能得到皇帝欣赏，不是提出有效建议的耿直大臣，而是能揣摩圣意的佞臣，所以历朝历代，不管是圣明君主还是昏聩的皇帝，既需要有刚直不阿、能为他做实事的大臣，也需要有揣摩君王心思做铮臣不能及之事的佞臣。

    如果全都是些不苟言笑、成天讲道理论规矩的臣子，当个皇帝能累死。

    朱祐樘很想赞同张鹤龄的提请，继续维持京师戒严，但现在只是两个人提出观点，张懋提出要解除戒严，张鹤龄则表示要维持，但张懋身份和地位却远在张鹤龄之上，张懋如此老臣的意见不去听，而偏听小舅子的意见，会让人觉得他听信谗言。

    此时就需要有人站出来肯定张鹤龄的建议，只要形成二比一的形势，那朱祐樘就可以顺理成章应允张鹤龄的提请。

    这个人，只能是善于察言观色、能够说漂亮场面话的谢迁。

    朱祐樘以前之所以喜欢用谢迁这个人，不是因为谢迁多有本事，相反谢迁在有沈溪帮忙之前，在内阁三位大学士中办事能力相对较弱，只是以能说会道著称。

    谢迁在揣摩人心理上，比之张鹤龄强了不知多少。

    张鹤龄只是个从自己角度出，维持皇帝的利益，而谢迁则拥有体察人心的本事，能完全顾忌到皇帝的面子和尊严。

    朱祐樘问道：“谢卿家，关于京师戒严之事，你如何看待？”

    这种话，问到李东阳或者马文升那里，他们大多会把自己最真实的说法说出来，赞同或者不赞同，不但能提出观点，还能提出合适的理由。

    但到了谢迁这里，谢迁不管自己的想法如何，先会想皇帝是怎么想的，或者说哪种说法最符合皇帝的心意。

    谢迁一听，哎呀，不对啊，一个京师戒严的问题，至于皇帝会犹豫不决么？

    张懋和张鹤龄有观点上的冲突，若皇帝心中倾向于采纳张懋的意见，断然不会要他这个阁臣出来说话，那就只有一种解释，皇帝更倾向于张鹤龄的观点，但因张鹤龄在身份、地位上跟张懋有差距，需要一个人出来附和张鹤龄的说辞，如此才能让皇帝在两种意见中做出“合适”的选择。

    “回陛下。”

    谢迁道，“老臣以为，京师应保持戒严为好。”

    “哦，谢卿家如何会有此观点？”

    朱祐樘一听就知道谢迁很懂事，回答正合他心意，说得也很直接，方便他采纳建议。

    通常来说，只要是谢迁的观点，别人都不会有太大意见，不会再反驳，因为谢迁在体察圣意上做得比别人都出色。通常谢迁这么说了，那就说明皇帝的本意就是如此，没有必要去触怒皇帝。

    谢迁道：“西北战事仍有不稳，京师如今秩序井然，若放开戒严，在短期内必定会影响民生，此时一动不如一静，继续保持戒严最好，只需在早晚各开一个时辰城门和市场，方便城内商户囤货和民众购买粮食菜蔬！”

    朱祐樘以前觉得，谢迁能提出个跟他相符的意见就好，并不奢求谢迁能提出什么好建议。

    但现在听到谢迁说“早晚开各开一个时辰城门和市场”，朱祐樘觉得很有道理，既保持了京师戒严，还保证了民生，可谓一举两得。

    “此建议甚好，朕采纳！”朱祐樘欣然道。

    在朱祐樘心中，谢迁的地位无形中又拔高了一截，殊不知谢迁的建议根本就是废话，因为即便谢迁不提这建议，京师还是会在早晚各开一个时辰城门，同时各大市场也会放开贸易，要不然戒严几个月，城里的老百姓都去喝西北风吗？

    只是皇帝对于戒严不甚了解，所以让谢迁轻易就糊弄过去了。(未完待续。)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