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琦在报告中称新收的江淮之地，由于在宋室南渡后一直处于敌我交锋的前沿，得失频繁，边界也是屡次变动。且由于战争，百姓的税赋和徭役都十分沉重，生活困苦，以致百姓对于朝廷的归属感降低。此后蒙元南下江南失守，而两淮地区作为其人为划定的南北分治的界线，也实施了不同的政策进行管理。

    如此一来，两淮地区也成为蒙古贵族的封地，来自北方的大批投下户南迁于此，他们在此屯田和开辟马场。而为了防范南人，又有大批蒙元汉军屯驻于淮南地区。从蒙元军队编制来说，其镇戍军属于地方军队系统，在‘内外相维’的原则下，蒙元统治者在全国各地派驻镇戍军，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调兵屯守之制’。

    基本格局是以蒙古军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探马赤军戍淮河之南以尽南海；而新附军间或其间。排列也基本是遵循民族等级的顺序。分布在河南和山东两省的两个蒙古军都万户府是用以北捍中书省之地，南御长江沿岸诸行省，构筑其中书省南部的军事防线的主力，在两淮地区分别派驻汉军、探马赤军及新附军。

    由于北伐过程了，蒙元两个都万户府大部在江东被歼灭，宋军迅速进入两淮地区，导致居住在两淮地区的蒙古人、色目人及北人来不及北逃，留在了两淮地区。这些人过去就是蒙古贵族的投下户，汉军军户及掌管蒙军留守人员的奥鲁府。

    所谓军户制，就是由国家强行指定一部分承担兵役义务，这部分居民的户籍与其他百姓分开，另行管理。元廷对军户户籍控制十分严格，除贫乏无丁者得以放罢为民和为朝廷服务的特殊技能者可以免除军籍外，其余民户一旦被签发为军户，即要永远出人服兵役。不得更改，父死子继，世代为兵。

    蒙元的投下户大致可分为三类，即草原兀鲁思封户、五户丝食邑户、投下私属户。在两淮地区的主要是五户丝食邑户和投下私属户，五户丝食邑户主要指窝阔台分封及蒙哥和忽必烈在汉地进行分封的户口。除由投下领主派遣达鲁花赤和通过官府转交五户丝外，他们主要是与朝廷设置的官府发生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对领主的依附性很弱。

    投下私属户则指诸王投下的通过掳获、分封、招收、影占等手段占有的人户，他们被称作“怯怜口”，意为家中儿郎。他们是朝廷“大数目”以外的人户，属投下户籍。朝廷对这类人户虽然也要进行管理并规定，诸王公主驸马的投下私属诸色人户，无论附籍漏籍都必须是官司明文分拨隶属各位下户数。

    但是诸王投下擅自招收各种漏籍、析居等人户作为私属户的现象严重，官方也无可奈何。他们主要承担投下领主的赋役义务，不纳系官差发，专为领主服役。投下有各自的怯怜总管府或提举司，管理投下私属户。分为投下工匠、投下打捕鹰房户、投下斡脱户、投下种田户、怯薛校尉诸名色。

    由于蒙元朝廷的如此安排，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两淮地区当地的人口结构，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比之在江南汉人占据绝大多数的形势也要复杂的多。其中军户和奥鲁营所属家眷皆可视为预备兵，且他们的亲人在战争中或死或伤或俘，因此对于宋廷是充满仇恨的。

    而蒙古贵族所属的投下私属户也并非都是受到压迫和盘剥的奴户，其中因赋役名色及其与领主的亲疏，各种投下专业私属户的待遇也表现出多样性，因而许多人对领主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而宋廷的占领使他们失去了诸多的特权，所以也对宋廷持敌视态度。

    濠州地跨淮河两岸，与寿阳阻淮带山，为淮南之险，乃是军事重地。此地煤铁矿产丰富，又有多条河流经过，南部为山区，中部为倾降平缓的岗丘，北部为沿淮冲积平原，即可耕种，又能作为牧场。入元后升为府，不仅屯驻有军队，还成为蒙元贵族的封地，在此屯田牧马。

    因此田琦认为正是濠州的特殊性，使得民情极为复杂，那些蒙元时期的受益者并不甘心，面上顺服，私下中却设法生事。从此来看，知州张颂所采取的措施并无不妥，通过对蒙古贵族及其依附者进行打击以稳定政权。但是他还是轻视了其在濠州的势力和影响力，对他们的暗中活动失察，又没有对初露端倪的动乱缺乏警惕性，导致谣言一起，形势顷刻失控。

    此外张颂由于错估了形势，以为凭州军可以控制住局势。而濠州州军刚刚组建，其骨干不过是池州州军的一个团，不仅战斗力弱，且兵力不足，他又没有及时上报请调援军，错过了控制局势的最佳时机，加上有人暗中捣鬼，传播谣言，煽动民乱，最终导致形势失控，引发大批百姓逃亡。

    田琦分析尽管其它州县没有出现逃民潮，那只是因为蒙元残留势力较弱，但并非完全屈服，只要出现风吹草动就会如濠州一样引发动乱。所以他以为不应该只以怀柔手段对待，而是要同时铲除蒙元残余势力，严厉打击反抗势力，施恩于那些出身底层的军户和底层的下头户为我所用，分化瓦解亲蒙元势力，从而得到久治、久安……

    田琦这份报告让赵昺很有些触动，看来自己搬用初入江南时的策略是个失误，自己虽然对两淮的民情和政情有所考虑，但是仍有不足；另外就是以为自己心存仁心，善待百姓就能够获得支持，却忽略了那些留在两淮地区蒙元旧民及既得利益者的不满。

    没有想到那些旧势力的顺从不过是迫于宋军强大的军事压迫，且自己又满足于前时的一片‘形势大好’，导致动乱隐患被隐藏下来。可是当大军前移，后方兵力不足的时候，那些人觉得有机可乘就蠢蠢欲动了，正可谓蛮夷亡我之心依然不死。

    而此次濠州事件的爆发，对赵昺来说也无异于提了个醒儿，让他意识到一味的实施怀柔政策是有问题的。这让他想起明朝曾经犯下的错误，彼时朱元璋开国后，自洪武以来，满人蒙古人等关外民族由于其生活苦寒开始南下，与新建立的汉民族政权接触，在对于这些民族的政策态度上，大明政府采取了极其宽大的方式、以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宽厚仁和，接纳安置了他们。

    大明对这些曾经是敌人的游牧民族除了一些被留在辽东，编入辽东都司所属卫所之外，大部分安置在北京或南京。大明除了安置其驻地，还供给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及赏赐，如“兀者野人酋长王忽颜哥等十五人自辽东来归，赐绮、帛衣、钞有差。”、永乐六年三月已未：“喜乐温河、钦真河等卫女直野人千户喜省哥等来朝，自陈愿居京师，赐袭衣、彩币、牛、羊、薪、米、居宅。”等等。

    类似的记载在史料中是随处可见，可以说是有求必应，赵昺当年透过屏幕都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场面－－络绎不绝、衣衫褴褛、一脸渴望的归附者蜂拥进入大明的盛况。大明政府是以她宽广仁爱慷慨的胸襟，对待前来归附的人。南下归附的少数民族，大明政府不仅给予极其优待安置，而且给予了最大的自由度，让其自由来去。

    明成祖下诏曰：东北诸胡来朝者多，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统属，各安生聚，近闻多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去者，尔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于镇守官员，勿阻之。汉人无政府文书出境就是重罪，而女真鞑靼出境却是自由往来，都不会受到监管，其自由度之大，殷殷关怀之情，即便是在现在社会，也是不多见的。

    南下归附的定居者当然也要承担军人的守土之责，然而与同为军人的汉军相比，是一人服役，其余兄弟子侄都可免除赋役，鞑军的处境还更好一些，不当差、不纳粮，也不委任以事。而作为大明国人的汉军是无役不从的。“不差不粮”，即便当今堪称福利社会的欧洲，也是不可能与大明政府相比的。也就是说，女真人在大明是享受的超国民待遇。

    另外，明政府为了解决南下归附者的日常所需，避免天灾损失，还先后在辽东、抚顺设马市，便于其交易。可能还觉得不够，又在开原、广宁、设一关一市，以待朵颜、泰宁两卫；开原设三关三市，以待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及福余卫人；抚顺设一关一市，以待建州女真人。

    可以说明朝政府对这些异族归附者太好，赵昺都觉的自己优抚政策与之相比也是差的太远，可是历史上大明朝的一片好心换来了什么呢……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