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采用新的财政政策，赵昺并不意外，因为这几项措施皆是老调重弹，并没有什么新意，实施国家专卖用以获得稳定的税源，许多朝代，甚至现代依然在采用。而提高专卖税额很多士气也都曾采用过，用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

    但是采用大规模提高专卖水的过激的财政政策时，往往都是这个国家遭到了极大的国家困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却也标志这个朝廷已经走向了末路。而产生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因为专卖之物皆是关系到民生，是生活不可或缺之物，提高税额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极易引发民间的反对，导致国家震荡。

    而原本国家对于商业活动，是征税的。但是这样的税，无论怎样提高，此时都不能让皇帝满意了。于是开征算缗钱，开辟新的税源。所谓的缗，就是串钱的丝制绳子，一串一千钱，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两万。算缗则是针对不动产征收的，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车辆征一算，政府规定好，让百姓自己去缴纳。

    当然百姓不傻，谁会主动缴纳呢？但官府有招儿，而告缗即告发人们匿财不报。汉武帝则是开启了恶劣手段的先河，他规定如果谁不缴纳，或者少报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发，告了以后，官府就可以把这家的全部财产没收，分给告发者一半。

    当时执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县，专办算缗之事。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产之家，没有漏网的。告人的，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被人告。一时间，单告缗一项，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没入的奴婢以千万数，田产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顷。一时间成了比铁盐官营还要生财的罗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财产就是那些财产，罗掘一空，以后也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财政措施，等于透支了国家几十年的收入，后果不言自明。对于国家而言，经济活动乏力，财源枯竭，发展陷入停滞，只能出台更加激烈的政策来收敛钱财，结果就是天怒人怨，而若是内乱之下再有外患，则只有灭亡一途。

    ‘算缗令’称得上是自取灭亡之道。因而赵昺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众官的窃窃私语，他并没有出言制止，而是任他们议论，希望他们能从中领悟到些什么，意识到决胜并非只有战场。还可以借助经济手段削弱敌方的实力，使敌方财政崩溃，内乱不止，那时再兴兵北伐，效果便是事半功倍。

    赵昺却是从中看到的更远，蒙元在汉地恢复宗王出镇的制度，在他看来更是作死。过去蒙元初时在汉地也是实施宗王出镇制度，统管行政和军事事务，但那是战时处于便于作战，却也容易形成地方割据。所以忽必烈在平定江南后很快就将行政权收归行省，军权归于枢密院，出镇汉地的宗王只有监察地方的权利，没有旨意不能干涉地方事务，也是出于此目的。

    赵昺想真金现下恢复出镇宗王统管军政的权力，是为了应对严峻的军事形势，希望能够借助宗王们的军队抵御宋军的进攻，在形势好转后再行夺权。但是他以为真金是在做梦，当下大元朝已经不是从前的大元朝，真金也不是忽必烈。

    忽必烈作为蒙元的开国皇帝，能在众多兄弟中夺得汗位，完成了王朝的大一统，无论魄力，还是智慧，公平的说要比真金强上百倍，使得蒙元无论是在军事和经济上达到了顶峰。手里有兵有钱，外可以遣军征讨四方，内可以用钱摆平草原诸多宗王。

    但真金有什么？不过是被汉儒培养出来的一个书呆子，军事上没有建树，政治上没有主见。另外胆子还小，被忽必烈一句话就吓得半死，好悬小命不保。继承汗位后，接下来的也是一个烂摊子，外藩诸王不服，又有与大宋的战争。结果继位不过两年，江南、两淮皆丢了，钱袋子没了，折损兵将数十万，亲信部队基本被打残了。

    在中央势衰的情况下恢复旧制，引草原诸王出镇汉地。手里没兵没钱，武力上无法弹压旧宗王及反对势力，没钱也无法笼络诸王和旧汉侯们，那就等于请进来一群狼。朝廷没有钱，只能依靠诸王自筹，那么必然会行政上失控，而军队又是宗王们的部族军，与私兵无异。结果就是朝廷政令不通，诸王各自为政，逐渐形成割据之势，朝廷被架空。

    此外，真金此次调整政策，调蒙古宗王进入汉地，又选蒙古精锐入怯薛，将汉人排斥在外。如此必然侵夺过去汉侯们的利益，从而引发他们的不满，又进一步加深蒙汉见的矛盾，导致汉人离心，对基层的控制力减弱。在苛政下，普通百姓也会生怨，两下相加，积怨之下旦有风吹草动就会生变。

    待众官的议论平息后，赵昺又对蒙元方面制度的改变进行梳理和解读，由浅到深的分析了政策将产生的后果。众官静听小皇帝的解说，对他入情入理的分析无不赞同，同时也明白了当前结束北伐，止步于汴京之前，看似痛失了收复旧都的机会。

    但是在大宋已经取得军事优势，改变了被动防守的态势上，利用蒙元求和之机停战。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既能缓解国内的矛盾，可以让百姓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且又为下一次北伐留有借口，待蒙元生变，就可以再次兴兵吊民伐罪，一举将蒙元赶出中原，远逐于塞北。

    整整持续了一天的会议，让众臣理解了赵昺的战略，也不再纠结停止北伐的问题，并在经营两淮，巩固淮北的策略上达成共识。

    而晚上，赵昺也没有闲着，又召集各州县主官会谈，就濠州事件为何重处张颂进行解说，让大家明白虽然其在执行朝廷政策上并没有犯原则性错误，但是在操作中却不能对执行中产生的问题进行及时和有效的处置，且对敌对势力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没有对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从而酿成大错，引发百姓恐慌逃亡，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

    随后，赵昺又对众人如何掌握朝廷政策的问题上做出明确的解释。对于遗留在两淮的蒙古人要采取较为宽仁的态度，尊重他们本族的习俗和宗教，不能采取强制手段禁止。

    在其私财上，对于那些蒙古宗王贵族及附逆的汉人，要坚决予以没收，但是要保留其维持基本生活的财产。而对于普通的蒙古人，可以保留其财产，并按照规定分配土地，享有同样的待遇。

    对于不服朝廷管理，谋逆叛乱的蒙古人要坚决镇压，坚持‘首恶必除，胁从不问’的策略，分化瓦解敌对势力，而不是采用不问主次的血腥屠杀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要通过各种手段教化，逐步将他们同化。

    对待移民至此的北方汉人，要宣扬同根同族，而进行南北之分，更不准人为的进行分化，在发布文告和日常用语上，也不准用‘归义’、‘归化’这些歧视的字眼，更不允许采取禁止通婚，通商等手段隔离南北汉人之间的交流，从而实现南北汉族的融合。

    次日，赵昺又召集在应天府的各部统领以上的将领议事，首先是对前一阶段的得失进行总结，各部主帅首先对自己如何谋划和部署进行讲解，然后由参战各部主将逐个发言，讲述战斗经过及战术的运用，最后大家再分析得失，战略战术的运用，各部协同、配合是否恰当，从而总结出经验。

    赵昺作为北伐战略的制定者，并总揽全局，一直在一线指挥，但他并没有擅自插言，更多的是作为一名聆听者来了解每一场战斗的具体情况，并与自己的决策、部署相互印证对照，然后再进行点评。对待指挥中的错误，进行严厉的批评，自己的失误也做出自我批评。而对指挥出色者也不吝赞美。

    在总结完毕后，赵昺下旨将经典战例整理成册，分发到各级军官手中，以便大家学习提高指挥水平。而后，他又对下一阶段的军事工作进行部署，在对敌政策及兵力分配进行调整。要切各部不要因为议和与停止北伐而放松警惕，依然要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反击蒙元可能发起新的进攻。

    在斋戒的第三日，赵昺依然忙碌，又分别召见官员单独会谈，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细问，或是赞扬、或是训斥、或是告诫。反正觐见出来的官员们个个都是心惊胆颤，他们不知道小皇帝为何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知之甚祥，一举一动皆了如指掌，好像有一只眼睛无时不刻的在盯着他们一般，以致各人无不小心翼翼，哪里还敢再造次，再有越轨的行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