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其实对于皇帝的提议和问题有些措手不及，一时间也来不及做出得体的应答，让君臣之间的问对时常出现冷场。他知道这也许会让陛下对自己的学识产生误解，但依然不敢‘妄言’，因为为官多年当然明白祸从口出的道理，一旦应对失度，让陛下产生误解和错判，产生恶果不仅会毁了自己，也会误国误君。

    赵昺对此并没有多想，老臣谨慎持重，在自己态度不明的情况下，自然会慎言。而现下自己已经发出了足够的信号，也应该给其留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所以他没有迫不及待的追问下去，而是以自己困乏为名结束了谈话，并邀其明日再谈。

    赵昺不想重蹈前人的覆辙，但也明白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发展，就必须要打破当下的局面，寻求新的平衡。而如何在保证改革能够顺利推行的情况下，平稳的进行权力过渡，并把动荡把握在可控范围之内，这也是极其考验他和一班重臣智慧的时候了。

    要想做事，赵昺当然知道凭自己是做不到的，他必须依靠手下的臣僚和官员。而这就涉及到调整班子和机构的设置，而他就要系统的对官制进行改革，而如何布局，增加哪些部门，裁撤哪些部门，部门职能如何设置，当下就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

    当前赵昺考虑恢复的三省制，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确立于隋朝，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在加强中央集权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并非就十分完美，所以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做过一些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调整和补充。

    唐初确立三省制以后，由于三省事权分立，往往产生弊端，尤其是掌握出令权的中书省和掌握政令审核的门下省不时因政见不同而互相扯皮、推委搪塞。有鉴于此，唐太宗遂决定三高官官合署办公，其办公地点称为政事堂，最早设置于门下省，后迁往中书省。其后，由皇帝指定人员入政事堂议事。

    随着地方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国家统治面临着许多新的转折，行政使职大量出现。在不断派遣使职的过程中，逐渐衍生出一种新的行政机制，临时派遣的使职演化为固定的职务，并逐渐形成一个与原有尚书六部行政体系不同的、按照新的机制处理政务的体系。

    使职的出现和原有的行政部门使职化，势必与原来由尚书六部统领寺监和州县的行政体制发生冲突。而且使职因为有皇帝的特别授权，在处理具体事务的过程中可以跨越尚书六部，直接向皇帝或宰相负责，这又进一步引起宰相制度和整个政治体制的变化。

    最为显著的后果是：由于中央使职行政体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取得对地方政务的领导权，中枢体制中三省制受到冲击，三省制逐渐向三省合一制发展。玄宗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改政事堂印为“中书门下之印”，是中书门下体制建立的标志。

    建立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后，行政体制依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使职差遣在安史之乱前已经很普遍，但安史之乱给唐帝国带来的一场全国性战争，为唐王朝的统治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从而促成系统的使职体系初步形成。尽管代宗和德宗初期有过恢复三省制的改革，但都未能坚持。到贞元时期全国政务汇总于中书门下，中书门下作为行政枢纽的地位终于巩固下来。

    逐渐形成一种中书门下共同会议决定办事，这种从上而下的公文路径，所用的时间很短，以防止来回封驳，提高了行政效率。从而实际上来说，形成以三省官为政务官，六部为事务官的制度，并奠定了五代及两宋宰相制度的基本格局，也是中国中古时期君相关系和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

    对于宋朝的官制，以赵昺当皇帝的感受就是纷乱复杂，以致让他初期都摸不清门路，不知道手下的官员是做什么的。而这其实也怨不得他，在太祖开国时，宋朝不仅继承了旧朝的体制和大量官名，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新的官名及办事机构，让人是眼花缭乱。

    赵昺当政后，苦于此，于是乎将一些久设不置官员的机构裁撤，职能相同或近似的机构合并。将职官和寄禄官进行整理，一切以所任职事为准发放俸禄；而对于荣誉性的环卫官几乎不再赏封，并依据职能简化官名，十多年来才逐步清晰。

    但是加设新的机构，重新审定编制和官名、划分权限，便又绕不过这些问题，让赵昺也十分头疼。宋朝在宫城内设置中书门下，作为中枢部门的首脑官署和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事的最高权力机构，或称政事堂。中书门下的长官在北宋前期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分散宰相的事权，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

    神宗赵顼元丰官制改革，撤销中书门下，将其职权分归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以尚书左、右仆射各兼门下、中书侍郎为正宰相，再设门下、中书侍郎各一人，尚书左、右丞各一人为副宰相；哲宗时，设平章军国重事或同平章军国事，以处“老臣硕德”，位居宰相之上，每数日一朝，非朝日不到都堂；徽宗赵佶时，蔡京为相，自称太师，总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之事，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作为宰相。

    南渡后，又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复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宋宁宗时，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每三日一朝，宰相不再掌印。南宋末年，贾似道专权，任“平章军国重事”，左、右丞相实际上屈居于类似副宰相的地位。

    赵昺知道每一次官名的更改，其实就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官制的一次更迭，权力的重组。而由此引发的混乱都会导致国家动荡，而非仅仅是官名的变更。此外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皇帝的权力，还对相权进一步进行分解。

    宋初便设置枢密院，作为主管全国军政的最高机构，与、武大权，其长官称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称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等；另设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宋前期称“三司”，即盐铁、度支、户部三部。其长官称三司使，号称“计相”；神宗改革官制，撤销三司，将三司的大部分职权归户部和工部。南宋增设总领所，负责供应数路或一路各军钱粮，并参预军政。其长官称“总领某路财赋军马钱粮”，简称总领。

    所以，北宋前期，宰相主管民政，枢密使主管军政，三司使主管财政。神宗官制改革后，宰相实际兼管财政。南宋时，宰相又兼任枢密使，兼管军政。这样，宰相再次握有民政、财政和军政的大权。

    此外，宋朝设有独立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其长官称御史中丞，副长官称侍御史知杂事，主管纠察百官，肃正纲纪。台官有弹劾权，可以上疏言事，评论朝政，弹劾官员，还准许“风闻”论事。而仁宗又有专管规谏讽谕的机构是谏院，设知谏院事或左、右谏议大夫，凡朝政缺失、百官任非其人、各级官府办事违失，都可谏正。台、谏官都以言事弹劾为责，其职权其实并无多大差别，也导致后世台、谏的合流。

    中书本是有制定诏令之责，可宋朝另设翰林学士院作为替皇帝起草制诰、赦令、国书和宫廷内所用文书的机构，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直学士院等。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或知制诰分掌“内制”和外制”，总称“两制”，翰林学士等还侍奉皇帝，充当顾问，涉及朝政了，侵占中书的权力。

    宋初的最高司法机构是大理寺和刑部。太宗时加设有“审刑院”，其长官称知审刑院事，官属有详议官。各地奏案先经大理寺裁决，报告审刑院复查，写出奏稿，上呈中书。中书申奏皇帝论决，神宗改革官制，审刑院并入刑部。

    还有宋朝同样继承了唐朝的寺监，设置有太常、宗正、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九寺，国子、少府、将作、司天、军器六监。北宋前期九寺六监中，除大理寺、国子监、司天监、都水监、军器监外，与三省六部情况相仿，名存实亡，职权被其他机构夺取。

    元丰改制后，撤销司天监，另设太史局，九寺五监始各专其职，设官职掌。到了赵昺主政，这些寺监也进一步被缩减，只保留了国子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及宗正寺和大理寺。但他一直把持着宗正寺，而将作监和军器监也划归内府管辖，成了内廷体系。

    这也不是赵昺爱管事，是当初实在分不清内外，而当初的形势也乱成了一锅粥，混乱之下他也就怎么方便怎么来了，到如今也没有人提出异议，似乎也成了定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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