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在征战的时候最常听到的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这句话，从正面说可以理解为弃暗投明，反之讲就是背君叛国。而国人的传统对于降者向来持保留态度，认为这种人既然可以背叛原主，那也就可能会背叛新主，因而嘴上赞不绝口，心中对其忠诚却存在怀疑，一般不会予以重用，甚至会做出卸磨杀驴之事。

    游牧民族信奉的是‘丛林法则’，谁厉害谁是老大，昨天被人征服，今天就会跟着去打别人，而明天可能战败了，又会跟着新老大掉头打‘旧主’。所以在他们对于忠诚的理解还是大有不同的，而在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连番遭到游牧民族的入侵，终大宋一朝也未能完全收复。

    这让赵昺怀疑那些留在中原的士人，经过上百年的颠沛，道德观念也受到了游牧民族的传染，对此也不是特别在意，学会了顺应形势，有了一套适合自己的生存法则。所以整个金朝殉葬的高级文官并不多，在蒙古军的兵锋下，元好问等人选择了苟安。

    元好问除了靠上了张柔，还寻找了另一位靠山——严实，其是蒙古四狗之一木华黎拿下山东的大功臣，为忽必烈信任的汉侯之一，而其也喜欢庇护元好问这样的‘文人’。正是因为有了两个汉人世侯当保护伞，元好问才得以度过当时的乱世，在其眼中“神州竟陆沈”时，他一点也没有殉葬的念头。

    但是令赵昺困惑的是那些反而是那些备受女真权贵压迫的汉人底层民众愿意为它赴死。这些人也不喜欢金朝，可更多的北方民众选择了抵抗，他们读书少甚至不识字，却心怀忠义观念，愿意为金朝对抗蒙古效力，愿意为自己的家人复仇，在穷途末路时纷纷慷慨赴死。

    因而元朝和南宋共同的看法就是“武臣战卒及闾巷草野之人为多”，金朝最后的忠臣“马习礼吉思、王清、田荣、李贵、王斌、冯万奴、张德威、高行中、程济、姬芃、张山等十有三人”，无一人是权贵，也无一人是华夷观念深厚的文臣，也正是他们这些铁铮铮的汉子，而不是元好问这等人让蒙古人知道了什么是华夏精神……

    赵昺分析了中原地区的汉人的各自心态，也让众人觉得眼前一亮，也能理解要他们审时度势，放眼全局的含义。

    皆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当前蒙元虽然连败，在军事上已经失去了锐势，转而采取守势。但普通百姓不会想那么多，以为宋军的进攻使得自己子弟被强签当兵，朝廷不断增加税赋，给他们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而他们攻城掠地，抢占了自己的田地，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资本，对王师只有痛恨。

    而今蒙元是内外交困，财政趋于崩溃，强征暴敛下已然是怨声载道，但是那些汉人世侯们尚未收到多大的冲击。而蒙元草原军的南下却会打破这种平衡，他们与汉人世侯间本就处于对立，现下‘入主’中原不仅侵入世侯们地盘，也必然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双方的矛盾会日趋尖锐。

    草原的宗王和中原汉地的世侯可以说是蒙元朝廷的两大支柱，以为凭借着忽必烈的强势和世侯的忠诚，双方尚能和谐相处。但现在真金仅仅继位三年，便丢失了江南和两淮，宋军兵锋已至中原，其威望可谓是一落千丈，加之屯驻中原的兵力大损。真金对局势的掌控力还有多少可想而知，两根‘柱子’相互倾轧之下，内乱已经不可避免。

    处于底层的普通百姓在两大集团的斗法中，只能是牺牲品，他们即要承担朝廷的税赋，向旧主纳贡，还要供养新的主子，负担将更为沉重。而双方矛盾激化刀兵相见，百姓就是炮灰，彼时民怨沸腾，为了自保也会揭竿而起，对于王师的态度也将发生根本转变。

    因而众人对小皇帝暂时放缓进攻的步伐，与蒙元议和，坐视蒙元局势变化的决定以为不失为上策。待元廷政局恶化，烽烟四起之时，他们再出兵‘伐无道’，中原百姓的抵触情绪将大为减少，而那些汉人世侯和文人们又会重新站队。

    赵昺看众人默认了自己的决定，也知道历史上真正解决漠北问题，还是同为异族的满清。有人说是因为满清采取和亲政策的同时，也将蒙古人编入八旗，分封草原禁止他们流动，从而避免了新的‘巨头’出现。但他以为满清的成功，其实是因为战争已经进入了新的热兵器时代了，更加依赖经济了。

    漠北这种环境恶劣经济效益低下的地方，即便人民再吃苦能干骁勇善战，在热兵器时代毫无用处了。甚至于哲布丹尊巴叛变，搞外蒙古独立，都是战战兢兢不敢动，弄得幕后策划者俄罗斯人憋不住了，不得不自己派兵逼着外蒙独立。

    接下来，赵昺又哭起了穷。此次北伐不比从前，过去在琼州的时候打仗是赚钱，因为他们的行为更似蒙元的‘打草谷’，捞一把就走，不需要占领地盘，也就不必考虑日后的统治问题。但现在不同了，打下的地盘要长期统治，就需要考虑诸多问题，不能放肆的搜刮那些大户，还要出钱出力去赈济百姓，安抚民心。

    随后，赵昺便开始算账，当前宋军禁军五十万步军，八万水军，还有州军十余万，总兵力八十万，每年支付的薪俸就是个天文数字，而战时还有增加补贴，加上武器弹药的消耗和所用。这次朝廷不仅没挣钱，还捅了个大窟窿，财政亏空近二千万贯。

    战争在持续下去，朝廷财力将无以为继，更没有能力发展民生，兴修水利，修桥铺路，赈济灾民，欠饷也不是不可能。而此次士绅们搞事儿，士子们三番五次伏阙上疏，其实也是担心朝廷财力不济，向江南增加税赋。而底层百姓虽然没有跟着折腾，但也足以引起警惕，防止失去了民心。

    最后，赵昺又说了个不是笑话的笑话。当下为了避免冗兵，也是为了淘汰老弱，宋军仍采用募兵制，但普通士兵服役七年就可退役，而不需过去那样终身服役。不过募集的皆是丁壮，耽误了人家娶妻生子，让家里也失去了一个壮劳力。

    不过一个普通士兵的军饷现在是每月十贯上下，虽然吃穿用度不需家里补贴，但是也难以养家。而吴地作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卖鱼虾或者砍个柴，一天整个二三百钱那都是属于低收入。当轿夫给人抬轿子，一个月甚至能收入两万钱！这种收入的对比，大部分老百姓自然是不愿从军的。

    所以，主动当兵的，除了想在军中发展，谋份差事的，基本都是游手好闲的市井浮浪之人，时刻准备当逃兵。但是军中早有定制，征募的士兵要是良家子，不要这种混混。并不得采用欺诈、胁迫的手段募兵。可此次兵部却被难住了，想要恢复旧法。

    听到这里，众人都笑了，他们许多人都出身旧军，自然明白所谓的旧法是什么。大宋皇帝招兵的黄金岁月就是大灾之年，大旱大涝都会造成像众多的灾民，这些灾民中的强者就被宋朝皇帝招募为禁军，仁宗更是在灾年将男性难民几乎全部招收进军队，一副多多益善的模样。

    仁宗招兵多，打仗损失的更多，李元昊几次伏击宋军把北宋军队打的损失惨重，闻风而逃的宋军也很多，北宋陷入了兵源荒。偏偏那几年北宋风调雨顺，弄的北宋枢密院十分头大，朝廷开始催促地方官员征兵，收人多的官员有赏，不达标的滚蛋让位，因此地方官员们纷纷发挥能动性招人。

    宋仁宗时期“良民子弟，或为人诱隶军籍，父母泣诉而不得还者时有发生”，汴梁城的居民就算是找到了包大人也没用。因为包大人也有送人当兵的任务，他曾任枢密院副使，是募兵的总负责人，对本国的征兵事件中的乱象基本上不发一言。

    包大人这样的人物都不管，赵宋官员的胆子也越变越大。不讲究吃相的武将，在打的败仗时，往往将路过村庄的所有男丁都抓走，在脸上刺字；讲究一点的文官会用政府的名义打包票，把不太识字的村民送进军队。江南的文官让人扮成商旅，在船上摆出各种货物吸引民众，民众一多，就开船走人。

    黑心的官员好比人贩子，弄得两宋百姓赶个集都要数十人结队才敢去赶集，但人多也不见得就没事？徽宗年间刘喜、张士英两人借口金明池大会，直接玩了一个关门捉人，把成千上万看热闹的汴梁群众都送进了军营。金军围攻汴梁城时，钦宗也是派人把城乡结合部的汴梁居民都送进了军营里。还有的两宋地方官直接玩色诱，让军营中的军妓到色诱光棍。

    这一度成了两宋规矩家法，大家明知道不对，但事急从权时就“下不为例”，把所有的平头百姓都当炮灰……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