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衍圣公的问题，赵昺清楚还是比较敏感的。为什么呢？因为天下孔门子弟实在是太多了，可以说是遍布朝野。

    过去因为孔门北宗是金、元异族所立，南宗又因为入大都朝觐蒙元大汗，接受敕封被废。大家还动能理解，可是这几年间居然没有传承，等于说失去了祖学之地，赵昺可以不当回事，但是天下士子却不甘心。

    当然孔门失去皇朝敕封，他们也不舒服，但是过去南北二宗为争正统也闹得不愉快，甚至还因此争讼，官司打到了御前。却因此惹得蒙元大汗烦恼，把此事给搁置了，谁也没有捞到好处，圣位虚悬多年。

    现下蒙元失势，南朝重新崛起，在山东被收复后，孔门两宗的人又活络起来，皆上书表示视大宋为正统，表示臣服。其中当然也婉转的提出希望皇帝遵从传统，敕封衍圣公，同时也暗示己方才是嫡传正统，心心念念的想要得到封号。

    对于孔门急于站队，赵昺其实并不以为然，这不仅因为他来自前世现代，儒学已经不为过去那么受重视，孔庙都成了文物古迹，收门票的旅游地。而是在心中对他们实在是不感冒，甚至有些反感。

    孔子是化的奠基人，西汉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王朝的统治思想，孔子本人也受到历代王朝的褒崇。唐宋以后，对孔子的封赠、祭祀等级越来越高，孔子后裔也享受其祖先的恩泽，他们不仅可以免除徭役，还能被优先荐举为学官。

    但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孔门能够延续两千多年历史？一个王朝覆灭以后，忠臣义士，基本上都要跟随这个王朝一起殉国。可是老孔家不一样，在衍圣公的带领下，他们为了保存家族元气，从来没有考虑过为某一个王朝殉国。

    宋朝来了就跟着宋朝混，金人来了就跟着金人混，蒙古人来了，那完全也可以跟着蒙古人混。后来明朝灭了元朝，衍圣公转而又投奔了老朱家。最可笑的就是在明清交接的时候，衍圣公立刻向顺治皇帝发来贺电，崇祯的尸体还没凉透，就急着更换门庭了。

    如此情况下孔门依然长盛不衰，得到统治者们的‘青睐’，赵昺以为更多还是因为政治上的需要。他们需要用儒家治国，收揽民心，也需要彰显自己是国之正朔，就不得不维持尊孔的惯例，厚待其后裔。

    赵昺心中虽然多有不满，但为了维持大局，即便排出政治因素，也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从五代时期开始，一些孔子后裔由于避乱、仕宦等原因，离开曲阜“祖庭”，定居江南，形成孔氏南宗。于是，孔子后裔在江南分布日益广泛。

    宋元之际，江南孔子后裔除了衢州的南宗以外，还有：平阳孔氏、临江孔氏、黟县孔氏、溧阳孔氏、泰州孔氏、永嘉孔氏、建康孔氏以及江阴孔氏等。他们利用朝廷给予优待政策的有利条件，通过社会交往、婚姻等形式巩固和扩大其社会影响，争取更多入仕的机会。

    江南孔子后裔还通过社会交往等形式扩展社会网络，扩大影响。元代江南孔子后裔社会地位较高，生活比较优裕。元代江南孔子后裔是江南社会中一个比较活跃的儒士群体，其社会活动对扩大江南儒士的影响、传承和发展儒学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江南孔子后裔做官期间，一般都能平反冤狱、均平赋税、救济灾荒、惩办盗贼，做到“仕州县为良吏，师学为儒宗”，为官清廉，造福一方，对改良政治，维护江南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且他们对江南儒学教育的发展有特殊的责任感，一般都能尽其能力推动当地儒学教育的发展。

    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即便圣人后裔也有“蠢然无学”的官吏也大有人在，但总的来看，江南孔子后裔的仕宦是成功的。他们不论是做职位较低的学官，还是做一般的地方官，都能恪守其祖孔子之训，在不同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成为江南社会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力量。

    赵昺知道对于孔氏后裔这支在政治可以加以利用的力量不能轻忽，却也不能受到他们的挟制，想要如何就如何。因此他决定还是要晾一晾他们，并没有立刻接受他们的投附。而理由也很好找，当下圣人后裔众多，谱系混乱，要仔细加以甄别。

    这个理由充分，且不容辩驳，而请立者同样心虚，毕竟他们是蒙元所立，曾为‘敌’效力。算起来他们的地位尚不若南宗，毕竟人家在动乱之时曾追随南朝，没有当即驳回就已经很给他们面子了。

    当然选立‘衍圣公’重树儒家正朔亦是大事，赵昺专门下达一道旨意，以中书省为主成立专班对孔门现存后裔进行详细调查，严加甄选，挑选血脉纯正者继嗣，绝不可敷衍了事，坏了圣人一脉的传承。

    赵昺当前已经不是事必亲躬的时候了，这种烦心事可以交给下边去做，让他们去烦吧，自己时不时的过问一下就已经是重视了。而现下北伐才是国之大事，他们越急自己越要稳得住，如此才能选出一个‘贴心’的衍圣公……

    …………

    张珪受命返回都城组织对南朝作战，但是他有名无权，实际上只是当个二传手，将前方传回的战报汇总整理后送往上都。进入九月后，边事愈发恶化，以他分析南朝所为已经超过边境冲突和惩罚性质军事行动的范畴，而是有组织的入侵。

    按照惯例九月大汗就该从上都返回大都，但今年又如去岁迟迟不肯起驾还京，张珪和不忽木只能将自己的分析随同战报送往上都，希望大汗能尽快归京主持对南朝的战事。可送出的奏章皆如泥牛入海，没有丝毫回音。

    直到宋军自海上登陆登州，对山东发起全面进攻，张珪判断南朝此战所图甚多，至少要吞并山东，占据黄河以南的土地。他再次将自己的分析呈送山东，不过这回多了个心眼儿，同时将自己的判断告知安童，希望他劝谏大汗放弃幻想，尽快组织兵力增援河南和山东，将敌军赶回黄河以南。

    此次不知道是前方战事让大汗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还是张珪的私信起了作用，大汗终于决定起驾回京，并下旨要张珪调集戍守京畿周边的侍卫亲军汉军诸卫准备增援河南，拒敌于黄河以南。

    而张珪随后从传闻获知大汗之所以迟迟不肯回京是因为内廷占星师阿尔达姆几次占星皆是不吉，大都不利于大汗。而后据称安童私下会见了阿尔达姆，以死相挟让其作出回京有利于大汗和对宋战事的占卜，才让其下定决心还京。

    以张珪对大汗的了解，他更相信后一个说法才是事情的真相，可无论如何大汗总算有所行动。此时汉军五卫的左、右两卫随同大汗前往上都担任警戒，此时正在返回的路上。而其余三卫则散布在京畿周围屯田，现在农作物收割尚未完毕，集结起来并不容易。

    由于朝廷财政困难，没有那么多钱养兵，屯田不仅是国家重要的收入来源，对于卫军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保证。且一个卫万余人，又以千户和百户为单位散布在周边百里之地，此时点集要各部放弃到手的收成，从各处集中再赶赴前线，肯定不情不愿的。

    但战事紧急，前方的战报不断传来，宗王军们在南朝重兵压境的情况下一败再败，不断向北败退，请求增援的信使日夜不断赴京。张珪也顾不得许多，严令各部五日内完成集结，赶到点集地，迟误者处斩。

    严令之下，前、后两卫和直属张珪的中卫三卫汉军，五万余人放下锄头匆匆拿起刀枪赶到郊外，休兵一日后，张珪便率领号称十万的援军踏上南下的征程。他们出京取道真定、邢州、邯郸，进入河南，凭黄河天险建立防线，阻止南军继续北进。

    南下的过程也并不顺利，由于他们是在境内行军，按照惯例应该由途径地州府提供粮草。但是大家都很穷，供应五万大军的粮草皆感吃力，于是供应不足，或是延误的事情时有发生，发生军兵劫掠百姓的事情就不可避免。加之前方军情死活，他们千里驰援，每日行军都在五十里以上，导致军兵疲惫不堪，士气不免低落。

    更让张珪忧心的是前方战局变化很快，待他们行至邢州时，从逃离的百姓中获知南军已经渡过黄河，占领了封丘渡口，河南仅剩洛阳和郑州未失守。而山东方面也不乐观，宋军前锋已经抵达济南城下，自海上登陆的宋军横扫山东半岛，登州、莱州尽皆失守，正向青州进发。

    如此一来，凭借黄河阻止南军北进的计划就已经落空，且张珪意识到他们继续南下还有被山东南军迂回包抄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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