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赵昺多年的古代生活，他对儒家思想体会就是平和，即所谓的顺势而为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而为什么“一天下”之后，还要“一制度”？

    按照赵昺的理解，所谓的‘一天下’，并非前世所认为的一人之天下，或是一族之天下。其实其所指也是分为两个层面的。“一天下”仅仅是初步完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是一种浅层次的统一；由此继续向前迈进，达到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统一，这才是深层次的统一。

    “一制度”，简单地说，就是统一制度。而在儒家那里，制度主要指“礼乐刑政”，相当于后世所说的典章制度，包括礼仪制度、政治制度、刑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等，总之，一切社会制度都可以包括在其中。

    赵昺在这个时代，尽管有现代的思维方式和超前科技知识，但思想意思终归还是受到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在流落古代后幼年也要被动学习儒家经典，他尽管对学习儒家经典十分厌烦和抵触，可也被洗脑似的灌输了大量的儒学知识。

    在儒学处于统治地位的环境下，赵昺学习的同时，也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吸收和消化。他发现其实制度是儒家政治学的重要范畴，而非表面上所看到仅是以道德来教化百姓，约束人们的行为，当然这也是他们能够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击败诸多学派成为统治阶层的原因。

    因为在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者，在其完成统一之际，必须立即着手收拾残破的局面，整合社会，恢复或者重建社会秩序。而天下初定，整合社会既靠政令，尤靠制度。这是因为制度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而社会秩序是由制度安排的。

    制度的特点和优点是同一标竿、同一尺度。制度本身有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是，制度的标竿、尺度在其适用的范围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公平、划一的。因此，以制度整合社会，安排社会秩序，能够维持社会的大致公平，并保持其一贯性，从而也就能够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所以“一天下”与“一制度”合起来，才是儒家眼中的真正的“大一统”。且必须从一开始就贯彻执行“一制度”的大政方针，这与现代社会依法治国可以说是相吻合的，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江南儒士如今所思所想与中原儒士大有不同，用之则难免产生冲突，以其让朝堂动荡，当然弃之不用最为简便！”赵昺看向刘因言道。

    他明白与制度上的统一，思想的统一是最难的，自己花费了多少精力，又打压了多少士人，得了多少骂名，才勉强让朝廷上的声音趋向统一。而南北儒士不论学术上，还是执政理念上的争执早在大宋开国就没有停止过，甚至数次党争中也有南北之争的影子。

    现下南北隔绝二百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学术和观念上有着巨大的鸿沟，要想将他们重新整合在一起，其中困难可想而知。当初赵昺想将那些依附于蒙元汉侯的儒士一同除掉，就是欲避免思想混乱产生的内乱发生。

    “陛下就因此而要断绝了中原儒士的前途，这未免过于武断了吧！”刘因听了缘由皱皱眉道，“外界盛传陛下崇法弃儒，以严刑厉法治国，而不重道德教化，吾尚有疑问，如今面见才知是实。而当下对中原儒士持有偏见，背离儒家正统，也必被民弃之。”

    “静修先生此言差矣！”赵昺言道，“《荀子·儒效》有言：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是大儒者也。其早在群雄争霸之事，就已经认识到天下必然一统，‘一制度’才是立国之本，怎能说朕已经背离儒学正统呢！”

    “孔圣重仁，孟子重义，用之得以传国。荀子明王道，倡礼、法，而李斯以其所学乱天下，乃至秦二世而终。”刘因反驳道。

    “始皇虽被后人视为暴君，不知攻守异数。但是其知天下一统‘一制度’的重要性，其实施的书同文，车同轨，以及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推行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等，却是维护大一统行之有效之策。”赵昺喝口茶，递给刘因块点心道。

    “因此秦虽二世而灭，但是其制定并实行的社会制度却得以保留千年，为历朝历代所效仿。可见一制度”既是“大一统”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大一统”藉以长久维持的不二选择。”

    “陛下所言甚是！”陆秀夫接言道，“汉代秦后，推行以儒治国，曾反对秦制的儒士却极力倡导‘大一统’，彼时的儒士更像是纵横家的游士们，公孙弘、儿宽、张汤、尹隽这般人，他们都凭借着政事练达显贵其时，而熟悉新儒学则是政事练达的条件。”

    “汉儒对传世儒学做出了新的解释，弥补了以法治国造成道德缺失的困境，使得任何朝政的变迁都获得了合理化的解释，并以此对君王的权威加以限制，借此完善了国家制度。可以说彼时的儒家已然异化成为吏治国家的儒家，建立起支撑此后千年的政治体系！”

    “可见思想并不决定位置，而是位置决定思想，汉儒爱好功成名就远甚于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而此正统已非彼正统了。”赵昺略带讥讽地笑道，“汉家走的其实是一条彻底吏治之路，正是秦制的延续，而非周制的复辟，表面上的黄老儒家法家其实都只是点缀和手段而已。开国时的分封用儒也不过是策略上的以退为进，而正是在这种稳健的政策下，汉的吏治才真正得以稳固。”

    赵昺的话可谓十分直白，等于扒掉了人家的遮羞布，让几人都有些尴尬。看看几人面色都不大好，他识趣的添火烧水，不再多言。而心中却是腹诽不已，自己说的已经够含蓄的了，事实上更为不要脸。

    若是以法治国秦只是确定了各项制度设计的表层工作，而号称开创以儒治国汉则真正赋予了吏治制度以内里灵魂。可汉帝国是以反对秦制而立家，因此即使行为上采取了比秦制更加严酷的手法，也能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避免道义的谴责。

    待等这种谴责终于不可避免时，帝国已经掌握了控制与镇压的手段，这种隐蔽的政治套路发生的十分隐蔽，却也为新帝国提供了生存之本。而儒士们在入汉后反而成了新制度的狂热辩护者，他们提出的“大一统”“天人合一”等名词远远超出了秦帝国时正统法家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

    不过赵昺以为自己这个半吊书袋子都能看出其中的奥妙，那眼前的三位大儒也定然清楚。汉代的治法，无论是黄老或内儒外法又或者纯任儒学，这些情形都是时人就能清楚看见的，而作为后世的研究者，如果只知道当时人就知道的事实，对大变革时代的巨大隐线的视而不见，只把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归因为少数统治者，那么这种肤浅的认识便是缺乏对事实的敏感度的结果。

    “陛下，历代以儒治国，也不无盛世频现。而以王道治国才可长治久安，以霸道施政终难逃一代而衰！”刘因怎能听不明白其中的变故，但仍然不愿放弃自己的坚持，似在挣扎道。

    “静修先生误会了，治国非是纸上谈兵，也非几句所谓圣贤之语就能实现理想，而是要因时而动，不能固守旧制。”赵昺言道，“儒学以内诚为主，以仁义礼智信为显，依靠儒学本仁的态度，至诚的思想境界，以此施仁政、教化百姓，那也需是和平盛世。而在人命如草芥的乱世，却无法平动乱，聚财富，需要的是以严刑厉法建立的制度！”

    “即便盛世来临，国制也应是霸道和王道的结合，治理国家注重实际而不是庙论，而许多大儒注重理论却缺少施政能力自然应当慎用。当然道德教化不应该忽视但必须有限度，恢复古制更不可取，周制早已不合于当下的社会实际，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

    “难道制度就能实现社会公平，让百姓安乐，国家得以长治久安吗？”刘因只觉南朝皇帝的话虽然不多，但皆切中时事要点，让他难以辩驳，只能为维护儒家的尊严而反问道。

    “静修先生过于执拗了！”邓光荐看着眼前的刘因，仿佛看到初入仕途的自己，心怀大志，欲一展才华却与时事格格不入处处碰壁，暗自叹气插言道。

    “天下哪里有绝对的公平，但我朝皇帝欲建立起大致公平的社会制度后，上下统一，普天之下实施一制度。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东西南北，皆必须共同遵奉同一的社会制度，这才是维护‘大一统’的根本保证！”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