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士桢的死，并未在北京城掀起什么波澜。 Ｘ

    正如他绝望之后想的一样，此时死了，换来的只是众人更加坚信他是被皎生光索命而已。

    对陈健来说，即便之前做了许多铺垫，这十几人的队伍所获得的评价也仅仅是：虽非贡夷，亦非逆种。

    其实这八个字已经颇为难得，只是这十几人想要达成目的也很难。

    看上去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刚到京城一个月就造成了许多轰动，但这种轰动却未必是好事。

    这些人是使者，怎么说也是归礼部和鸿胪寺管。想要受到重视、造成轰动，就必须要把动静搞大点，不然估计这两个部门没心思下大心思。

    李朝朝鲜正值新君即位，时间正好赶上了这十几人前往北京。礼部的心思正常更多的是放在朝鲜上，朝鲜的事不仅仅是朝鲜的问题，更是整个天朝体系的问题。

    明朝也在争国本，李珲不是嫡长子，如果礼部官员们认同了李珲即位为朝鲜国国王，那本国之内的福王和太子之争就会多出一个可以借用的理由。即便李珲的大哥曾经当过俘虏，可是当过俘虏也未必不能即位，这一点本朝也是有例可依的，又没法在这上面做文章。

    可以说礼部此时的心思基本都在这上面，要不是借着彗星和救灾的事，恐怕很难受到重视。

    现在把李朝朝鲜的那点风头全抢了过去，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问题也随之出现。

    很多人敏锐地察觉到陈建这群人在福建就开始和高等人拉关系了，彗星的事也是高用自己的渠道送到京城的，这事就变得麻烦了。

    真正相信彗星是上天警示的，其实没有几个人，只不过是借助这个机会来达成各自的目的罢了。

    虽然不信，不代表他们不能认为嘉靖十八年彗星之后召回内官的事不可以用在此时。

    税监之类的东西，绝不是什么好现象，只能说是无奈之举，在地方上造成的破坏也的确极大，只不过确实能搂到钱。可如果仅仅是为了能搂到钱，千年文化与制度的积淀又有什么用？蒙元的包税制也能搂到钱，但对社会的破坏恐怕一点不小。

    再者，矿监之类做的事，与西班牙在南美采白银的手段多少也有类似之处。也是徭役制度，征发徭役，只不过因为人口极多没有狠到七丁抽一而已，并非是想象中的矿井开采的问题。

    采矿是门技术活，太监们想必还没有这样的水平，况且也没有那么多的雇佣的自由劳动力，并非是资本主义形式的，而一旦真有了那么多自由劳动力又要担心造反叛乱，矿工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然而，藩王的土地不能动、士绅的土地是国策，这两者不敢动不能动动不了，也只能琢磨一些旁门左道。

    养了几千万的猪羊，三方吸血，有两个吸血是“合法”的，另一种吸血也就会招致反对，实际上都不干净。

    若是税监们敢拿士绅开刀，或可称得上大明之柱，然而他们没这个胆子也没这个能力，也只是另一种吸干血肉的寄生虫罢了。

    都是寄生虫那也不必谁比谁高尚。

    对文官来说，六年前皇帝重病的时候是他们最接近召回矿监税监的机会，可是首辅怂了，导致不了了之。

    朋党之争继续，各种怪案频发，等了这么久终于盼到了京城大雨、福建西安地震、彗星降临的机会，这可是整整盼了六年的机会。

    可这个机会却被这群人给破坏了，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其实这已经越界了，引起巨大的反弹和反感也是必然的。

    本身流传出来的所谓国书上就有很大的问题，大九州的概念也是在挑战意识形态的底线。

    如果处理得好，这最多也就是一个夜郎自大可笑至极的小趣事。但要是得罪了人，这就是目中无人不成体制，甚至可以直接驳回的。

    陈健很清楚这么写会造成的影响，但他不得不这么写。

    一方面他背后还有一群人，要是写成琉球安南朝鲜那样的朝贡表文，自己回国后分分钟被刺杀。另一方面狠病就需要下猛药，他是知道保守势力的顽固的，也根本没准备走上层改良的路子，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保守阶层接受了这个概念，就大有可为。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官员们对于这篇流传出来的所谓国书也是各执一词。

    毕竟陈健是上杆子攀亲戚，一直攀到了商周时代，既不能说假，又不能证明是真的，殷地安否之类话听起来还是挺好听的。

    而这门亲戚又没有法理上的争端，对于开国太祖也是充满了溢美之词，又说得国之正无过如此云云，这也算是亲戚的认同。

    而且官员们也是一群喜欢谈论高尚和道德的人，既然谈到高尚与道德，官员们又不得不接受陈健等人在泉州救灾、备荒之类的事，总不好一棍子打死。

    面上的事还是要过得去的，所以即便国书有些不太合适的地方，也还是混得一个虽非贡夷亦非逆种的相当不错的评价。

    朝鲜国是孝子，日本国是逆种，夹在这两者之间，可谓不上不下，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往上，那就是远亲；往下，那就是夷狄。

    只不过这八个字的评价整体来看正朝着不好的那面倾斜，而且是多方势力联合起来的反对，包括那些原本不太可能联合在一起的人，此时也联合了起来。

    比如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他本计划着靠着历法天文的手段来获取皇帝的认可，从而可以方便传教。靠着数学、工程学之类的书籍交好士大夫，只是为了最终目的的第一步，而也唯有如此才能迈出之后的几步。

    然而利玛窦本身也不是个正式的天文学家，数学水平比起陈健派去北京的正牌的搞天文历法的还是要差一大截。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双方会面几次，也都知道了各自的水平，自然引发了耶稣会的恐慌。

    天文历法是他们可以打开门路的唯一机会，比推测日食利玛窦自觉也就能打个平手，并不能占据全面的优势。论推算历法，这群人的水平也不低，测纬度和依靠一些天文记录的记载反推经度的数学水平也有。

    更让利玛窦感到不安的是陈健手绘的一副大致的明朝地图，至少沿海地区山东半岛之类的地形画的那是相当标准。去北京的那十几人以为是陈健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利玛窦以为是这群人自己画的，因此出现了极为尴尬的场面。

    尴尬之后便是愤怒，这群人持的是日心说的观点，而且颇有初级无神论和泛自然神论的观点。这是比异端更可怕的怪兽。

    耶稣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中，论起科学水平此时也就属利玛窦最高。而陈健派去京城的那十几个先行者，都是靠着自己的关系和声望千挑万选出来的，各行各业都有，俱为一郡之俊杰，有几个又是跟着陈健接触了数年新事物的人，思辨水平也不低。

    这些人人数又多，更是有心算无心，掐准了国本、内监、彗星这几件的机会，可以说一来京城就取得了比利玛窦活动多年还要巨大的影响力。

    影响力太大，未必是好是坏，在利玛窦看来，这些人至少也能取得自己觐见万历皇帝那样的机会。

    实际上他想错了，如果这是私人行为，或许真有机会觐见，甚至可以出任钦天监的官员也未可知。然而这群人不是私人也不是教会，而是一个国家的代表，正使还远在福建海外，不管怎么看都没有直接觐见的可能。

    若论礼物，利玛窦靠着一些精巧事物得到了万历皇帝的夸赞。可这群人带来的礼物比他自己携带的可要多得多，而且论起精巧来更是不低……

    可以说利玛窦此时感觉，这是他来中国之后面临的最大危机。本身天主教作为外来宗教，想要立足就很难，这个国家从汉末五斗米和黄巾起义开始，就对宗教这东西防范极严。灭过佛、贬过道，至今白莲还在闹。

    这群人又不谈宗教，只是祈求贸易，靠着庞大的财力支撑又在泉州救济灾民，而且根据泉州知府送来的消息这群人很知道进退，救济的时候也都打着大明官方的旗号，并没有任何不法之事。这一点就是利玛窦比不了了，而最大的依仗天文数学更比不了，可以预见危机之深。

    ……可以说，这一次闹出的轩然大波得罪了太多的人，固然声势浩大引起了许多震动，可也埋下了被人反对的伏笔。

    但这一切不确定的因素，终于在七月中旬变得清晰起来。

    御马监提督太监刑洪出面，邀请在京城的这些人带着火器和燧发枪的演练之法，前往沙盘之中教授近侍使用操练。

    同时，所携带的一些礼物也需要在内官面前演练，以便这些内官能够学会后呈献给皇帝……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