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表态之后，都城的墨党组织以最快的速度行动起来。

    一方面是铺天盖地的、无意义的为民请命的、基于此时界限规矩之内的宣传；另一方面陈健个人出面筹措了部分借贷来的资金，加上一部分党产，迅速开始了一场修桥补路挖运河的以工代赈的行动。

    那些无意义的宣传争取到了同情者，将一部分反对者争取到中立，将一部分不满者争取到支持。

    而那些筹措的资金投入到看上去并无太大利润收益的修桥补路上的举动，也将都城数万的失业者和涌入城市的流民以劳作的方式组织起来。

    即便有人混入其中，生怕墨党在里面煽动什么，但墨党只是在都城公开宣传，并不在这些无业劳工中宣传，至少暂时没有宣传。

    所做的一切只是阳谋，毫无阴谋，不需要这些人支持，只需要这些人依靠他们才能维持稍微有尊严的靠劳动换来的生存。

    在明显不合理的资本的忽然注入下，都城之前积累的一些怨气仿佛忽然消散了，原本那些饥寒交迫等待救济的失业者在数日之间找到了一份可以糊口、同时雇佣者名声相当不错的工作。

    有时候工具并不够，但是宁可让这些人空着手在那里用石灰画线、空手搬石头甚至就是坐在那听人讲怎么挖石头……但是工钱照发，甚至在前期可以每天发以维持一些人的生活。

    都城的铁匠铺收到了数千银币的订单，叮叮当当的打铁声络绎不绝赶制着各种正常的工具；在远航之前就已经在都城以制镜垄断和水泥煅烧绑定的作坊，如今也可以提供足够使用的粗劣煅烧水泥；度城外的采石场、制砖作坊也逐渐活跃起来。

    这一切都是假象，因为这些钱正常不可能投入到这个方向，但却因为特殊的目的投入了进来，而墨党等人的处境也一天天安全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闽郡的消息传到这边，情况已经超乎了原本那些反动势力的预料。

    他们在都城，想不到闽城的情况，也没有考虑到墨党党产这些年靠技术垄断的吸血能力，也没考虑到闽城的资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而有明确进步反动纲领的墨党又站在了他们那一边形成了短暂的同盟。

    当得到闽城的种种有利的消息后，陈健和在都城的很多人终于松了口气，虽然做的有很多不对甚至幼稚的地方，但那边在大方向上是没错的。

    有了之前的那次质问和本想借用闽城小手工业诉求完成反动意愿的支持市民意愿的那些话，这时候再想收回来就不太容易了。

    可闽城发生的事也引起了足够的警惕，由借用票权进步实现反动退步，开始转为主要提防票权进步而目的从反动转为保守不变裱糊。对一些幕后之人来说，政治权利的某些放纵的进步只是为了实现反动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但当这种手段可能引火烧身的时候，立刻露出了本质。

    从最开始的质问陈健支不支持国人的意见，变为了从根本上论证国人不足以管理自己、必须需要一个传统道德的势力和传统价值来维系稳定。

    这种转变是可笑的，却仍旧蒙蔽了很多人，因为两次说话的人不同。

    但事实上说话的只是嘴巴，背后的脑袋却是近亲，却因为嘴巴的不同让很多人误以为是两个人。

    像闽城那样的事，要解决很麻烦，离得远而且牵扯到许多的势力，而且之前又弄出了许多漏洞。陈健明白今年是解决不了了，士兵不可能瞬间飞过去，也不能直接从地里长出来，而且许多事还需要幕后的协商。

    即便闽城那边新议事会忠于共和国的信件和请愿书送到了都城，即便整场事件已经被定义为一场已经被解决的民变而非叛乱，都城的许多人还是心怀不安，原本很多决议投资购股的人都开始犹豫。

    每天都有不同的消息传出，各种小道消息传的满城风雨，墨党在都城的分部也被监视起来，海防卫城那边据说也开始增加了不少士兵对来往乘船的人进行一系列的检查。

    都城真正有实力的那些人物每天都行色匆匆忙碌不堪，他们之间也并非是同心同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诉求，而闽城这件事的特殊性又难以解决，也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相反还有一部分人和闽城的那些人来往密切。

    闽城又没有留下独立或是叛乱的口实，既没有杀官又没有宣布独立，也没有闹出太严重的流血事件，而且很快就解决了内部问题，听起来也不算是一件太大的事。

    年关将近，该交的税款一分不少，从闽郡顺利地抵达了都城。

    街头之前故意用来给陈健制造麻烦的那些人也不再讨论这件事，似乎幕后的那些人终于达成了一致，也或许只是因为此时并没有实力彻底解决闽城的问题，更或许是各方势力之间各有诉求。

    毕竟，获胜者是资本家，而不是底层，只不过压制了守旧思潮导致了一些人的野心没有实现。如果是底层的均地权之类的激进派获胜，恐怕在消息传来的时候便会立刻准备镇压、募集款项、征召士兵。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争论，又到底都城的各方势力又是怎么样角逐的，陈健等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但到新年之前，终于有比较可靠的消息传来。

    闽城的事，讨论逐渐淡化，基本上给出了定性：只是一场单纯的砸毁机器的民变。

    砸机器到底是什么罪责的全国性问题，暂不讨论，交由各郡的议事会自行解决。

    所有问题，等到六年后的国人议事大会召开的时候再行讨论，不仅仅是这一件事，还有许多新出现的之前不曾遇到的问题，都要留到六年后解决。

    六年后，是个特殊的时间段。

    是南洋公司垄断专营权到期的日子，也是南洋公司那部分不完整股权的归属认购必须得到解决的日子。

    同样，也是一支基本盘的军队重新训练起来、镇压最有用的自耕农骑兵武装起来的时间。

    以及最最重要的——那时正是权力交替期。

    到时候不仅仅要解决这件事，还要解决许多其余的事，包括许多整体的政策。

    是全面转入保守，维护传统修修补补？是全面倒退反动，彻底断绝任何新东西所带来的冲击？还是从政策上对外扩张，进行一些自发或是被迫的变革？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上层势力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

    不可否认，各个家族都有要维护的东西，但随着很多新东西的深入，利益的侧重点也不再一样。可终究还是有一部分是希望做出一些列改革从而适应新时代的。

    六年的时间很漫长，那些看过《环球见闻录》的人也明白这个世界在飞速地变化，很多陈健予以夸张的东西让他们心中充满了不一样的豪情。

    所以这六年不可能干等，不同的利益集团会利用一切手段争取到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对于那些相信世界不再只是共和国而是整个地球的那些人而言。

    新年刚过，很多之前曾经犹豫不决的人终于放心。

    因为陈健被一些人请到了共和国的权利中心，和他同去的还有一些参与了环球航行的人，据说是讲解环球见闻，而更有消息说陈健被授予了对欧交涉建议权。

    一连十五天的讨论，外面的人没得到一丁点消息，有资格参与那场讨论的人不多，而且凡是参加的人都没有流露出一点风声。

    但陈健出来后，立刻用实际行动告诉了都城的大部分喜欢谈论国事的国人大致的结果——他以个人身份，宴请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驻派在都城的代表。

    此时两国之间还没有驻派使节，陈健宴请的原因也是很说得过去的私人理由，他在环球航行过程中，在欧洲只在荷兰停靠过，而且尼德兰驻派到这里的人他在海牙见过。

    而尼德兰这边的人，也是以各种私人身份的关系和陈健见面。包括莫里斯执政的私人信件、大议长的信件、总检察长的信件，这些人陈健在海牙的时候也都交往过，显然说得过去。

    陈健的官方身份在环球航行结束登岸后就已经失效，内部对于欧洲问题是否参与也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他这个非官方身份的人作为一部分人的代表出面，是最合适的。

    与此同时，刚刚开始挂牌的“矿产、冶金和基建投资联合公司”的筹备委员会，也以公司的名义宴请了其余的欧洲驻派在这里的代表，包括欧洲的北方穷国瑞典的一些人。

    西荷战争的最后一年，荷兰的燧发枪横队以纵队行军转向、在西班牙方阵缓慢移动之前堵住缺口，加上雇佣兵名义的快速炮兵的支持，导致了斯皮诺拉的失败。

    那场战役并没有决定双方最终的胜负，但是造成的影响巨大。莫里斯的军队不是荷兰人，而是雇佣兵，大量的外国士兵和一部分贵族不可避免地将战场上发生的事带回了本国，包括在莫里斯军队中服役的古斯塔夫的远表亲。

    数年过去，影响终于开始显露。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