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日，落幕之时。?

    既然一个各阶层妥协的国家雏形已有基础，这个国家雏形该走怎样的路，也就成为了陈健和所有国人一同考虑的事。

    族人给了陈健独断的权利，也就意味着陈健需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以往为了快步走不得不给予守旧势力太多的让步，以至于夏城体系四不像。

    如今守旧势力已经彻底分裂，一切阻碍会随着一场战争烟消云散，战争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于是此时就需要考虑一切平静后，找一条最适合的路了。

    不能走快了以防扯着蛋，不能走慢了因为阳寿有限。

    夜里，陈健一直在思索。

    直到几个作坊工越过了那条狭窄的内河，来到了右岸。

    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人。

    作坊工领袖们来了，他们只佩戴了一柄短剑，并在过河后交给了那些黑衣卫。

    “我上次看到你们的名字，是在绞刑名单上。看来你们又一次活下来了。这一次你我只有一夜的时间可以商谈，要么今后你们可以称我为领，要么我们就要让彼此的血混在一起。”

    陈健没有在小屋中密谈，就在空地上，当着所有国人和作坊工的面，和那些之前还你死我活的人围坐在篝火旁。

    嗟下意识地把一块木柴扔进火堆，声音仿佛从烟雾中传出，清淡而又郑重地说道：“我们想要国人的身份。姬夏，纵然你指挥有方，但想要把我们全都杀光少说也要付出七八百国人的性命。我要感谢你们夏城人教会了我们如何战斗，也感谢你们把我们逼入绝境，让我们从当初杀主逃亡后再一次如此团结。”

    陈健笑道：“是啊，团结就是力量，你们如今不那么容易被杀死了。咱们要商量的事很多，只怕一晚上商量不完。但是事有轻重缓急，有些事你们如今没有资格和我谈。”

    “榆城乱的太久了，我不想乱下去了，也不想我的族人死在他们滴过汗水的作坊砖瓦上。”

    四周静了下来，明亮篝火旁的人宛如不动的雕塑，而陈健观望着四周。

    最近的地方，国人们半蹲在地上，手里撑着长矛，抬起头带着期待看着他们的领；稍远处，六七个人正在用陶罐煮水，里面掺杂着各种清香的草叶和配给的一块枫糖；再远处是一队队正在巡逻的士兵，石荠和一些笛手正在那里唱着什么，引来更远处的一些欢声。

    篝火旁有三十多人，整个榆城体系内的高层半数在此，再加上十几个作坊工的领袖，他们都在静待着陈健说出条件来结束这场已经注定没有结果的动乱。

    许久，陈健命令所有榆城体系内管理百人之上或是军中的百夫长之上的官员全数到这里。

    除了这些身有官职的人，所有爵等在八等之上的人也要来，而且还要所有国人以百人为单位，选出一个没有官职和高爵等的人，一同来到这里，商量夏城的未来。

    百余人聚在一起，人不多，却可以代表整个榆城所有的政治力量和每一个阶层，包括最底层的国人代表。

    陈健需要倾听他们的声音，也需要他们将自己要说的东西传递到每个人耳中。

    因为独断，所以不需要他们提意见，只需要询问他们是否认同能否接受，但独断不代表可以背弃所有人，陈健还没那个资格，因为夏城不是君权神授。

    篝火旁，陈健拿着一根小木棍随意地在地上胡乱地画着，思索着种种可能。

    所有人都在安静地等待，没有人出声打扰，仿佛整个榆城都睡着了。

    陈健明白，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这个时代有文字历史的时间不过两年，找不出相似的事，但却不代表前世的历史不是历史。

    回味着前世那个早熟的文明，陈健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符合这个时代而又可以建设一个崭新的城邑。

    这个老师出现在前世华夏文明从萌芽到成熟的年代，称之为秦。

    正如前世很多的朝代外儒内法一样，名义上法家之国的秦，实际上也有皮与骨，只不过秦行法家之骨披法家之皮，但却有墨家之血。

    从量化生产的青铜兵器，到规范的各种攻城守城的办法，到处露出了墨家三分入秦后的影子。

    秦法严苛而又讲究科学规划，哪怕是做一个指导农时的小吏也有法规依循：朝阳坡几月份耕种；背阴坡几月份浇水；肥沃土地一亩地播种多少种子；贫瘠土地施多少粪肥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而很显然这些量化的规定源于入秦的墨家，只是这些墨家修正了墨家之道，只剩墨家之术。

    秦国也很有意思，颇有一点奉行工程师治国的意思，修都江堰的太守李冰显然是水利系的技术官员，总的来说技术官僚比起嘴炮官僚要强出不少。

    秦国的小吏或者基层官员是出身于教育体系之内的，这种教育体系的指导者必然精通技术，那些这些精通技术的教育者是从哪里来的？是百家中的哪一家的？不言而喻。

    那是陈健很欣赏的时代，也是前世自己族群文明成熟的年代，只不过有些早熟的可怕。

    历史总是相似的，而如果把百家套用成主义，则会看到很恐怖而又有趣的一幕，半分穿凿附会半分感慨连连，就像是古老的先知的预言……

    墨翟是墨家主义的导师，从道至术，在世之时无人能够撼动，任何反驳者都会落下阵来。

    但在他死前，墨家便出现了修正主义的思想，他死前尚能压住，并且可以批驳以至于那些声音不得不隐藏起来不敢与之交锋。

    而他一旦过世，这些思想便开始吞噬墨家本身的道。

    墨家弟子开始放弃了他们存在的基础，一部分人忘记了墨子“倍义而乡禄”的批评，放弃墨家之道以墨家之术为官，这时候有种想法是：“如果保持诸侯体系不变，为官的都是墨家的人，那么墨家的思想不就能够绽放光大了吗？”

    换一种说法，他们放弃了自身的组织，开始走议会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道路。

    与此同时，墨家连巨子都放弃了武装对抗，开始和诸侯公卿们互利共赢，甚至参与到公卿之间的政治斗争当中，将公器变为私义。

    等巨子之位传到孟胜的时候，孟胜这位巨子已经彻底抛弃了墨家的大义。他为阳城君而死，死于小义，这是要受到批判的。阳城君是因为掺和到楚国内斗当中，死于吴起临死前扑在楚王身上的计策，这也是墨子所反对的墨家子弟参与的不义的政治斗争。

    更可怕的是孟胜将巨子之位传给了田襄子，田襄子以巨子之名命令那两个报信的弟子不准去和孟胜一起死，但那两名弟子仍旧离开赴死——墨家的组织纪律从这个时候已经崩溃，山头主义军阀作风抬头，不能做到上下一心。

    再后来墨家三分，墨家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以各个国家为单位的分散的广义联盟。

    这个联盟缺乏一位能够继承和扬广大的领袖人物以适应新的时代，以至于思想更加混乱。

    墨子是支持武王伐纣商汤灭夏之类的正义统一战争的，可他死后，修正的社会和平主义在一些墨家子弟中大为盛行，反对一切暴力成为黄左，完全不适应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而沉寂无声。

    另一部分则因为国家存在的原因，迅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在秦国积极扩军备战的时候，秦墨众人大力支持，迅融入到秦朝的官僚体系中。

    秦国需要墨家的术，却不需要墨家的道，等到变法开始后，修正的墨家与法家一拍即合，组成联盟，开始积极扩军备战，墨家的越国家的“国际”联盟正式解体。

    其余各国的墨家子弟也纷纷加入到各国的体系中，参与到大争之世当中。

    一个有思想有目的有体系的墨家最终消亡。和近代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在秦国法墨联盟结成的时候、在墨家支持秦国扩军备战的时候喊出“第二墨家已死，第三墨家万岁”的口号，更没有人去实践“既然变革最不彻底的楚国可以依靠几百旧贵族统治如此广阔的土地，为什么墨家不可以依靠数千弟子暴力夺权统治，兼爱尚同可以在少数或者一个国家内先实现……”

    这并不全部都是穿凿附会，只是一些东西换了个名称，然后在近代的舞台上重新演出了一遍，并不新鲜。

    不只是这一家，这些早熟的东西可以说包含了陈健前世耳熟能详的众多思想。

    只是因为时代的原因还不成熟，因为她们出生的太早，可却不代表她们不会长大

    等这些早熟的思想消亡之后，“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变为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然后这些话再成为舶来品被人惊叹国外月亮如此之圆，终究只能长叹一声。

    那时候有个有趣的说法，逃墨则为杨，逃杨则为儒，而这三家是当时的显学。

    物极必反，这是道家的哲学，却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本质。

    背弃了兼爱非攻尚同有着严格组织纪律的墨家，很容易成为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杨朱弟子；背弃了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放纵主义的杨朱弟子，又很容易成为严格要求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儒家。

    等到儒家被魔改为严格的半宗教化的理学后，再自然演化物极必反到明末市井的***和思想解放，直到这种自然演化被外力生生打断。

    这三种显学在那个时代相爱相杀却又恩怨纠葛，却被局外道家的人一眼看破笑而不语，因为看破的那个是哲学，很善于解释世界的本质。

    这些话即便拿到陈健前世也是适用的，最反对某种思想的往往是某种思想体制内的人。

    既然陈健决定要学秦国的法墨同盟，就自然要想到统一之后的后果，严苛的法律和规范也一定会在他死后物极必反。

    按照推理，到时候国家已经存在，公产丰富，识字率不低，国家机器极为强大，所以到时候物极必反也不用担心无政府主义的出现，他们必然会被强大的国家机器震压，毫无市场。

    到时候与严苛法令规范相对的，将会是无为而治，统治者只需要掌管大的战略方针，不需要那么严苛的法令，基层政策全面宽松，民风从严苛变为开放——这种管理方式只需要坚挺到物极必反思想禁锢之前走入资本时代就好。

    从长远看这种形式是现在的最好选择，以为未来铺路。

    而从近来看，这种形式也是陈健迫切需要的为扩军备战做好准备的基础，也更适应夏城的体系，只需要稍微做出一些变动。

    这次妥协落幕之后，夏城体系将有两万国人，虽然有些城邑“人”的数量比这还多，但一大半是奴隶，那不是人也没有战斗力。

    夏城暂时不再需要太多变革，动荡可以结束，一切内敛妥协对外扩张，因为人口已经足够支撑，所以不再需要陈健刻意挑起阶层的纷争。

    国人叫喊的两句口号更让这种变革有了民众基础：独断和规矩。

    所以陈健觉得如果走这条路的话，什么都不缺，只需要轻轻一推，用最合理的方式和最不容易挑起内部矛盾的办法推行下去，让绝大部分国人成为新制度的受益者就可以。

    考虑许久，陈健抬起头道：“我会给这些作坊工以国人的身份，但先不要欢呼也不要反对，听我说完再做出你们的表情。”(未完待续。)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