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级复兴系统:正文卷 第六百三十七章 华夏的贵族精神
第六百三十七章华夏的贵族精神
科技除了技术之外,理论支持才是更加重要的,现在科学中最重要的数学,其中应用数学是能够创造出很高的实用价值,但是没有纯数学的研究,将没有办法突破创新。
但是假如从《墨经》重新开始发展华夏科学,王耀相信,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墨家思想作为一个启蒙学说,是一个理想化的学说,但是即便放在现代,也是很难实的,因为墨家学派中提倡的很多主义都是与当今人权不符的。
比如,墨家提倡‘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
听上去是一件非常美好的社会状态,还兼具‘互联网式共享思维’,但是如果很多落实下去,真的很容易被一些坏人钻了空子,在人性没有进化成完全向善的文明程度内,很难实现。
‘兼爱’也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人类的审美差异以及个性差异,很难实现这种,对所有人都关爱的社会状态,孟子当初提出一个尖锐的观点就是,墨家的兼爱,就是一个无父无君的状态,到时候有没有家国也无所谓了。
这点跟现在一些‘国际主义’或者‘地球村主义’很接近。
从某些角度上,墨家的主张有些与社会大环境有些格格不入,墨家就像是武侠那些大侠,赴汤蹈火帮助若何,呼唤人人平等,对世界充满热忱,但是却往往得不到好下场,只能被纪念的那些人。
不过也不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这个世界才值得存在吗?
王耀在接触国学的时候,就对墨家情有独钟,除了学术上王耀倾向于中庸的杂家之外,在精神主张上,王耀就是一个墨者。
王耀不相信资本的猖獗,也不相信社会达尔文的屠刀,不相信这个人本恶,更不相信上帝能够全知全能。
他的幸运在于,他是一个走了狗屎运的人,因为系统让他有反抗这个世界的资格,既然有了这样的能力,如果不去做些很么,王耀会觉得自己活着的每一分钟,都是在负罪。
而且王耀从历史上的先烈们看到了与自己一样的人,虽然他们并不是墨者,但是却坐着与墨者相似的事情。
墨家绝迹秦朝后,数十年后雨中大泽乡,陈胜吴广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吹响了庶民反抗暴政的号角,终结了统治者们奴役的妄想。
两汉创造了华夏文明的辉煌,但是两晋却被门阀士族所谓的贵族阶级垄断,阶级固化导致,曹丕启用的九品中正制,将‘家世背景’放在挑选人才的第一准则,最终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整个社会失去的平衡的发展,与墨者简直的尚贤与兼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造成后来游牧民族铁骑敲开国门,造成了汉族之殇,‘五胡乱华’,动荡百年后‘一衣带水’的隋文帝杨坚复兴汉族,同时废除了让阶级固化的九品中正制,首都推广了后来科举雏形,打破了士族世家阶级固化的情况,让寒门也能出贵子。
因此盛唐才能出现韩愈,写下了千古名篇《马说》,其中一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流传至今,韩愈这篇《马说》改变了统治阶级对待人才的看法,以及对人权的重视,开启了华夏文化上第一次‘古文运动’让注重逻辑,讲究实用的古文,替代了早起注重修辞的骈文。
让华夏文体从过于阳春白雪的骈文,有了逻辑和精炼的特质,让文体复兴到春秋战国时的散文,让文学的思想继承了墨家的逻辑性。
每当世间有不平之事发生,每当战乱降临,每当人们因歧视和不公待遇而痛苦,就会有继承墨者精神思想的侠士出现,黎之约消除痛苦,解决不平,维护正义。
墨家学说虽然销迹,但是墨者却永远不绝于世。
他们或许不像是霍去病,卫青,岳飞,于谦等救国大将,但是却如武训,叶企孙,王阳明那般站在弱者的角度,用尽自己的力量去‘行侠仗义’。
人类就其精神意识的素质来考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贵族,平民,流氓。贵族不仅创造文明,而且也创造历史;流氓从来不会创造文明,只会创造野蛮。
贵族精神代表人类文明的高端,流氓意识代表人类野蛮的底端。大多数的平民,一生安分守己,注定是庸庸碌碌。平民不想甘于平民,要么追求高尚而成为贵族,要么走向卑鄙而成为流氓。
而人追求高尚很困难,成为贵族难上加难;人走向卑鄙很容易,成为流氓易如反掌。也正是这个原因,人类社会始终是贵族少流氓多。
显而易见的是,崇尚贵族的民族,贵族易占上风;崇尚流氓的民族,流氓易占上风。
流氓占了上风,必然诱惑、逼迫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民族、****。变成流氓民族、****就是文化道德陷入全面大倒退,社会陷入大溃败。
这种贵族和流氓都是精神意义上的,而非身份物质。
墨家巨子以‘贱人’自居,但是他确实一个彻底的贵族,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承担的勇气;包括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包括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等等,都显得弥足珍贵。
华夏的贵族精神,大概可以挑出三个不同时期的典范,来看出华夏贵族精神的发展趋势。
第一代典范是屈原。????????
第二代典范是陶渊明。????????
第三代典范是曾国藩。????????
这三个典范所具有的三种精神特质,可以概括出华夏贵族精神的衰变。????????
屈原的贵族精神也是墨者的贵族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华夏古代贵族所具有的精神,《离骚》,《渔父》等作品,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求索,为华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华夏文明所有的伟大思想启蒙几乎都是创建于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的贵族可以与欧洲同时代的贵族齐驾并驱,华夏的古文明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甚至更加繁华。
第二代是陶渊明的贵族精神代表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脱物欲的精神,一种甘于自我放逐的精神。
对比屈原的精神,陶渊明的精神明显发生衰变,不那么强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倾向崇尚自由。
他开始不认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他坚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
要格守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离体制的羁绑,那无异于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质极其贫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时时刻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逼。
毫无疑问,自我放逐须具备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力。选择自我了结,只需要一时的意气;选择自我放逐就得忍受无期的折磨。
自我放逐其实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表现出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坚守自己立场的精神。这是一种固守高贵的精神。其实,以他们的才华,只要他们愿意委身投靠,就可以轻而易举换来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他们宁愿选择了自我放逐。这是对残酷现实的妥协,更是对权势的蔑视。
同时也是反应着当时统治者以及社会对‘贵族精神’的态度和压迫。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几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对比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显然是一种妥协。
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是他们怕死。他们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来表示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视权势如粪土,让权贵相形见绌,如骨在喉,寝食不安。这一点从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他被司马王朝处以极刑,从容赴死,慷慨以歌,视死如归,这显然比屈原的投河自尽表现得更为豪迈。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