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日本首相桂太郎对此次干涉中国行动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制造一个新的问题，而这个新的问题便是干涉中国内政。日本人的思维非常有趣，在他们看来，一个棘手的问题可以由另一个问题覆盖，只要人们转移了视线，那么第一个问题就已经不算是什么问题了。这恰如二战时，为了占领东北，必须对中国宣战，为了战胜中国，必须占领东南亚，为了占领东南亚，必须对英国宣战，为了对英国宣战，必须招惹美国，为了招惹美国，必须和德国结盟……

    值得庆幸的是，一战之前的日本，陆海之争尚未趋于白热化，日本陆军马鹿（混蛋）海军马鹿的高潮是二战时期，以海军航空母舰舰载机降落为例，日本陆军机场不允许海军舰载机使用陆军机场，而陆军在决定北上攻打苏联的时候，海军主动招惹英国人逼得陆军不得不将精力转向东南亚战场。（另有一说诺门坎战役让日本陆军从此换上了恐苏症，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陆军做什么决定，海军重要搀和一腿，暗地里踹上一脚。）

    毕竟桂太郎的竞争对手山本权兵卫出身于海军，且深受日本财阀的支持，桂太郎所仰仗的无非是陆海军中的主战派和国内的激进分子们，从财力对比上来看，桂太郎根本不占优势。即便是桂太郎的支持方中，也因为山本权兵卫作为曾经的日本海军二号人物，逐渐得到了更多海军方面的支持，所以也仅仅剩下陆军依旧死忠于桂太郎。

    这一次的对江北的军事行动，桂太郎实际上向海军承诺，得到中国江蘇南通之后，日本陆军与日本海军相隔长江守护相望，更好地为帝国服务。当然，如果仅仅是这个条件，桂太郎并不能够得到日本海军的全力支持，他私下承诺会给海军增加军费，并且向山本权兵卫保证，在自己任期结束后，会支持山本权兵卫担任日本首相。

    山本权兵卫立即找到了西园寺公望向他陈述了此事，西园寺公望沉默片刻之后对山本权兵卫说：“现在帝国已经没有钱供他挥霍了，日俄战争让我们国库亏空严重，我并非反对对华开战，但这钱从哪里来。”

    山本权兵卫说：“对华之战，是利是弊我们并不能够确定，但是大日本帝国屡次对华的战争，从中获取了大量资金，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实际上，如果不是列强阻挠，我们早就对华动手了，现在桂太郎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勒索中国，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决不能演化为全面战争呀。”西园寺公望担心地说道。

    “绝对不会。”

    桂太郎当然不会让局部战争演化为全面战争，一来现在的国际形势不允许，二来日本也没有钱供他打一场全面战争，而今支持他对中国动手的只有朝鲜总督和台湾总督，他在日本本土只能调动三个师团，在台湾能够带动一个联队，在朝鲜能够调动一个师团，但即便是四个半师团的兵力也将近十万人，一次性调动花费巨大，桂太郎斟酌之下，决定以日本在上嗨的民兵组成一支联队，调台湾一支联队，依托海军的大炮强取南通狼山港。

    策划好后，桂太郎立即与英法德俄等列强交涉，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并解释自己绝对没有占领南通的意思，而是紧紧干涉江北，帮助袁世凯消灭那可恶的民族主义者王永安势力。消灭王永安势力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共识，毕竟王永安的生意领域已经与列强在华的生意发生了竞争关系，如果王永安继续做大，那么得到他支持的公司便可以利用民族主义讲列强的生意打得落花流水。

    中国人爱国，非但在民族危亡之际，即便是后世祖国繁荣富强，当韩国建造萨德导弹系统对付中国东部地区，中国人民能够自发地组织起抵制韩国的运动（除了脑残棒粉外），由此可见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民族主义者。

    桂太郎知道，如今的世界老大是英国，英国一向认为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以南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所以英国绝对不允许日本人将势力发展到长江以南和长江流域。桂太郎严正声明，日本绝对不会危害各国在华利益，并且对英国在华势力表示尊重。对英国佬的游说时间最长，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英国佬才勉强接受，但要求日本常备师团不允许进入中国境内，日本人可以利用殖民军和预备役部队、民兵部队武力威慑江北军，给那个自大的民族主义者王永安一些教训，最好能够让他的政府倒台。

    在英国人支持日本的行动之后，桂太郎迫不及待地宣布了对江北的实质性制裁，然后才紧急与其他列强沟通商议，这其中德国与美国明确表示反对，两方势力反对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避免日本在华势力过大影响他们的利益——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担心这样做对中国有什么不好的后果，或者秉持正义云云，而仅仅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

    桂太郎派遣外相（外务大臣）加藤高明与各方沟通，抛出各种利益，希望各国在华都能够受益，而今清政府即将倒台，各国列强如果不趁机拿一些好处，哪里能够对得起各国政治家的身份。

    另一方面，桂太郎召见陆相（陆军大臣）木越安刚和海相（海军大臣）齐藤实以及参谋总部参谋长长谷川好道，商议对华行动，并找到了山县有朋希望山县有朋说服皇帝——小皇帝大正天皇刚刚即位不久，如果用一场战争来庆祝他的即位的话再好不过了。

    对于中国方面，桂太郎要求在华工作人员不断向中国清政府、南方政府和江北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各方无比严惩江北军，务必赔偿日本的损失，尤其是要求中国方面必须对此道歉。最后日本方面提出了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要求，作为江北军的领袖，王永安必须亲自到日本，向日本教官家属下跪道歉。

    先别说袁世凯和孙逸仙能不能管得了王永安，单单是让王永安去日本下跪道歉，他也无法接受这个羞辱性的要求。由此可见，日本方面并不是真心实意想要谈判来解决问题，而是希望挑起争端来羞辱对手。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