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辜鸿铭与张之洞一同拟定奏折《设立自强学堂片》。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上奏。后世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于是设立。

    在张之洞的扶持之下，辜鸿铭也算是官运亨通。

    一九零八年，前清宣统帝即位之时，辜鸿铭官至外交部侍郎。也就是相当于后世的外交部部长一职。

    比后世引用辜鸿铭两首诗怼欧罗巴记者们的发言人官阶还要高。

    不过，辜鸿铭虽然看起来是根深蒂固的保皇派。但其实却根本就对前清没有什么忠心可言。其忠心所在。是对于华夏富强的执念，而非是前清。

    辜鸿铭当日游学海外时，虽然是西装革履。回到华夏却留起了辫子。倒不是因为这辫子重要，只是这辫子，却是辜鸿铭表达自己态度的一种方法。

    当日，周作人见辜鸿铭时，对于辜鸿铭进行了一番详细的描述——“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在民国十年前后的明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

    “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而时人讥讽辜鸿铭还留着辫子的时候，辜鸿铭可以理所当然的反唇相讥——“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当日搞砸了洋务的慈禧过寿辰之时，辜鸿铭题贺诗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而恢复帝制的袁世凯死时，规定华夏举哀三天，辜鸿铭却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开堂会唱戏，热闹了好几天……

    当日溥仪来请辜鸿铭，只能被冷嘲热讽的怼一脸血。倒是当年蔡元培被逼得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时，辜鸿铭坚定的进行挽留，与蔡元培共进退，甚至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当然，这些奇闻异事，并不是辜鸿铭的价值所在，也不是辜鸿铭能够取得莫大名头的原因。辜鸿铭的功绩之所在，还是在于其对于华夏文明的传播，以及华夏文明与欧罗巴诸国文明优劣所在的对比辨识。

    正如辜鸿铭在在《论语》译序中所言——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吉利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华夏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华夏与英吉利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辜鸿铭的著作，包括《尊王篇》、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一九零九年用英文写成的《华夏的牛津运动》，以及一九一五年的《春秋大义》。以及其翻译成英文的《论语》、《中庸》、《大学》等等。

    这些著作无论是译作，还是辜鸿铭的原作。欧罗巴诸国的影响，都极为巨大。一九一五年，辜鸿铭的《春秋大义》，被翻译成东瀛文、英吉利文、普鲁士文等数种文字，刊行于世界。对于一战中和一战后的普鲁士，以及欧罗巴诸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普鲁士，甚至掀起了一场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这些著作，有许多都成为欧罗巴一些大学的必读书目。一九二零年，在普鲁士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论文集《呐喊》。

    其价值，甚至还高于众人所熟知的那一本同名作。

    当日的华夏，深受诸国欺凌。直到如今，华夏与欧罗巴之间的文化交流，还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化为主导。欧罗巴诸国的人自认为高高在上，华夏有些人，心中的辫子没丢。西学东渐，轻松容易。

    华夏的文化，却一直都推广困难。但其关键所在，并不是华夏数千年文明，不如欧罗巴诸国。而是大多数以此为业的人，学养不深。无论是翻译还是表达，都很不到位。浮皮潦草，停留于表面。即便如今，也是如此！

    华夏的四书五经，自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有到达华夏的传教士进行翻译。但是，这些传教士并不真正理解华夏的文明，所以，翻译也只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连意思都不连贯。

    当日，传教士理雅各所翻译的十部《华夏经典》，在欧罗巴人，以及对于欧罗巴文化了解不多的人看来，已经算是经典。但是，在辜鸿铭看来，却都是扯淡！

    东学西渐虽然艰难，但是华夏数千年的传承与文明却自有辉煌。一旦有人真的能够切中要害，其造成的影响，自然是巨大的。而辜鸿铭便是这少有的能够真正切中其根底的人。可以用西方人的方式，讲述华夏文化。

    也可以用西方化的视角，观察和注释华夏文明。从这个角度来讲，一百余年以降，辜鸿铭至今仍旧是这个领域的第一人。后人不肖，不如其远矣！

    无论是在辜鸿铭出现之前，还是在辜鸿铭出现之后至今，还没有谁，能够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华夏之外，输出华夏的典籍文章！

    在翻译之中，辜鸿铭并不拘泥于字句章节，而是意译。采取“动态对等”的方法，用欧罗巴人所知的方式，表现华夏文明的内核。在翻译《论语》的时候，甚至采用了和《论语》相同的对话方式！

    其翻译的标准极高——“（要）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

    正如其在《论语》译序中所言——“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