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此人的性格，极其复杂，大义虽然不失，但小节却亏得严重。

    钱是个好东西，杜月笙为了钱，可以不顾老百姓死活，比如长期从事鸦片贸易。

    与此同时，杜月笙又仗义疏财。只要他把你当朋友，那么一切都好说，江湖上公认的，杜月笙值得性命相托。

    周赫煊之所以非常放心的药品交给杜月笙，原因很简单——杜月笙喜好名声，讲究义气，并且极度渴望得到认可和尊重。

    比如，杜月笙喜欢做慈善。他还发起倡导，号召青帮大佬把过生日收的礼金，全部捐献给慈善组织，并亲自担任上海红十字会副会长。他历年所捐善款，总是排在上海捐款榜的前三名。江南地区若遇灾害，杜月笙也总是第一个站出来赈灾，速度往往比政府还快。

    这就是在邀名。

    又比如，但凡有社会名流落难，不管是军阀政客还是大学者，只要上门找到杜月笙，他必然奉为座上宾，且鼎力相助，银子给得再多都不眨眼。

    这就是渴望得到认可。

    名声，是杜月笙最看重的东西，他答应周赫煊的事情必然全力去做，可信度远高于国民政府的官僚。

    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杜月笙还是一个爱国者……

    历史上，淞沪会战爆发之时，杜月笙主动提出计划：在长江下游沉没自己轮船公司的船只，用以阻挡日本军舰通行，同时为中国将领提供自己的防弹汽车。

    杜月笙还组织青帮力量，全力配合戴笠的特务行动。并将发起组建“淞沪别动总队”，共有8000多名民兵，其人员构成为：商店店员、地皮流氓、国党溃兵、失业工人、公务人员等等。

    虽然杜月笙的别动总队是一帮乌合之众，被日寇打得溃不成军，但他们至少参战了，没有屈膝当汉奸——最后一支别动分队，1938年2月才撤出上海，那时候淞沪会战都结束三个月了。

    上海别动总队虽然溃败，杜月笙还在继续组织地下抗日行动。直至日军进入上海南市，杜月笙才逃去香港，继续在香港进行抗日活动。而上海青帮的地下抗日斗争，持续了足足三年，杜月笙一直都在遥控指挥。

    国难当头，帮会也是爱国的。

    不仅是青帮和洪门，四川的袍哥会，同样涌现出许多爱国团体。

    ……

    八月五日，《春望》诗刊正式发行创刊号。

    周赫煊为纪念赵、佟两位将军的《沁园春》，迅速在大江南北流传开来。国共两党的报纸也极为配合，大力宣传赵登禹、佟麟阁的英勇事迹，把他们奉为抗战军人的英雄榜样。

    《春望》由此打开场面，成为爱国青年争相传阅的刊物，每天都有无数诗稿从全国各地寄来。

    郭沫若也从日本回国了，并担任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机关刊物《救亡日报》的主编。不管这位先生私德如何，但他的爱国精神是不容置疑的。他曾在老蒋清党的最危险时刻加入共党，也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回国，能做到这两件事，应该获得后人的尊重。

    徐志摩家中。

    庞德正在阅读报纸，随着中国时局变幻，他暂时放下对《易经》的研究，转而关注中国人的爱国精神。

    昨晚，庞德还给挚友艾略特写了一封信，说道：

    “当我还在美国的时候，就对化深深着迷，对中国展开过各种幻想。在我的幻想当中，中国神秘而传统，这里的男人留着辫子，这里的女人裹着小脚，有着精美的瓷器，有着柔软的丝绸。就像印度一样，中国应该是个未开化的民族，底层人民蒙昧无知，上流社会顽固保守，知识分子优雅排外……”

    “而当我真正来到中国，发现跟我的幻想有很大不同。前两天，我跟哈恩小姐（项美丽）进行了一番交流，她对于中国的了解深入透彻，令我大为震惊。中国政局虽然四分五裂，但却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就连很多不识字的底层贫民，都是令人敬佩的爱国者……”

    “中日两国已经开战，这是一次全面战争，我看到中国人异常团结。昨天，哈恩小姐和她的中国情人邵（洵美），邀请我到一家戏院观看演出。据邵先生介绍，演出的剧目分别为《杨家将》、《穆桂英挂帅》、《岳母刺字》、《苏武牧羊》、《花蕊夫人》，都是中国著名的爱国戏剧，其中《花蕊夫人》的编剧还是周赫煊先生和他的朋友。演出过程中，中国观众疯狂拍手叫好，还有人站起来大喊‘干死小日本儿’。”

    “而在前往剧院的路上，我还看到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发起的募捐活动，人们排着长队，非常有秩序的捐出救国款。这跟平时乱糟糟的中国人非常不一样，他们是如此团结，如此遵守纪律。”

    “这个国家正在沸腾，就像是受伤咆哮的狮子。中国现在有一首歌非常流行，这段时间我在广播里反复听到，歌词是这样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我必须留下来，留在中国。不仅是学习这个国家的文化，还要研究这个国家的灵魂，这肯定是个极为有趣的课题。下次再聊吧，我的朋友。”

    庞德阅读报纸的时候，周赫煊正在和徐志摩聊天。

    “若是上海即将沦陷，就把《春望》杂志社迁到武汉。”周赫煊说。

    “你觉得距离上海沦陷还有多久？”徐志摩问。

    周赫煊道：“三五个月吧。”

    徐志摩有些吃惊：“能坚持那么久？”

    是的，徐志摩吃惊的不是上海沦陷太快，而是吃惊上海沦陷太慢。

    因为北平有坚城可依，也只守了大半个月，其中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日寇在等援兵。而上海连城墙都没有，日本的海军还可以开来，一旦上海开战，必然沦陷得比北平还快。

    至于日本是否会进攻上海，没人对此怀疑，因为上海对中国太重要了。

    不仅常凯申想在上海开战，日本海军也想在上海开战。若真老老实实的从北打到南，日本海军要等多久，才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徐志摩说的这种话，代表了很多中国人的心声。

    北平沦陷得太快了，以至于人们对未来的抗战丧失信心，日本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而此时的国人也对此等狂言有些相信。

    历史上，淞沪会战虽然失败，但却有着更为重要的精神意义，它打击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也为无数国人对抗战必胜坚定了信心。

    比如胡适这样的和评论者，就是在淞沪会战之后，彻底转变成对日主战派的。

    人们的想法大概如此：原来，中国也可以打！

    周赫煊也懒得说太多，只提醒道：“十月底，你带着《春望》编辑部前往武汉。还有，你提醒徐伯父，让他尽快把工厂内迁，再迟就找不到船了。”

    “我不一定能说服他。”徐志摩道。

    江浙工厂大举内迁，是在三事变爆发之后，距离现在只有不足两周的时间了。若不提前动身，真的连船都不好找，好多人搬家只能赶着牛车出发。

    而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周赫煊就提醒华北地区的希望小学，让老师带着学生尽快南下转移。但大部分师生都不肯走，只有少数在平津沦陷后，拿着周赫煊提供的经费仓皇逃离。

    周赫煊现在也要离开了，而且是带着阮玲玉、周璇一起走，他在重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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