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印度社会正出现着革命性变化，日暮途穷的反动势力为了延缓自己的灭亡正在疯狂挣扎，它们的毁灭是必然和不容置疑的……我们协会的目的是将文学和艺术从……反动阶级的控制下拯救出来，使文学接近人民，成为反映生活、建设未来的有效途径……”

    ——摘自《印度进步作家宣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印度自然也不例外。

    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印度”只是个地理名词和宗教名词。这片次大陆邦国林立，从未真正统一过，就更谈不上什么国家的概念。

    正是英国的殖民统治，让印度人在精神和思想上渐渐凝聚，并开始自我认同“印度”这一国家和民族观念。

    英国也是想分而治之的，比如刻意制造地区矛盾和宗教矛盾，让印度本地人互相仇视。但伴随着英国的残暴统治，民族矛盾依旧上升为主要矛盾，并兴起了一系列独立解放运动。

    最滑稽的是第一次印度大起义，虽然有着各种各样深层次的原因，但直接诱因却是子弹上有牛油和猪油，士兵装填时必须用牙齿来咬开。这让印度教信徒和绿教信徒感受到侮辱，共有85名士兵拒绝使用这些子弹。而英国军官把他们捆起来，将子弹塞进士兵的嘴里，随即点燃了印度起义的烽火。

    印度人也是尝试过多次武装反抗的，可惜都被英国殖民者摆平。双方实力的巨大悬殊，让印度进步人士感到绝望，于是就催生出以甘地为代表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30年代和40年代的印度进步文学运动，跟学运动很相似，初期具有极强的革命性。这让英国殖民者如临大敌，两三年内逮捕了20多个知名作家，印度各地的文学革命运动就此陷入低潮。

    二战的爆发，《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签署，日本在亚洲的急剧扩张，这些事件让印度作家又看到了机会，于是他们暗中串联商讨如何东山再起。

    未来的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此时统称英属印度。来自各地的十多位进步作家，悄悄齐聚加尔各答，也有些作家还没登上火车就被抓回去——他们被长期监视着。

    聚会地点是加尔各答郊外的某个庄园，周赫煊和张乐怡坐了两天火车才到地方。

    前来车站迎接的是一位仆人，名叫杜旺·帕蒂达。仅从“帕蒂达”这个姓氏，就知道他是印度四大种姓中最低等级的首陀罗，长得又黑又瘦。

    帕蒂达弯腰行礼，用夹杂着孟加拉口音的印度英语说道：“伟大的圣雄阁下，我是高斯老爷家的仆人帕蒂达，请容许我为您引路。”

    在印度，广义上的“圣雄”特指品格高尚、智慧超群的人，周赫煊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能被人称为圣雄。

    “多谢了。”周赫煊点头微笑。

    周赫煊牵着张乐怡的手，由帕蒂达领着他离开车站，不多时便看到了一辆马车。

    帕蒂达低头屈膝道：“请上车！”

    一个衣衫褴褛的瘦弱男子，扛着麻袋从他们身边经过。此时已经接近傍晚，日头偏斜，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那人直接踩着周赫煊和张乐怡的影子过去。

    “站住！”

    刚刚在周赫煊面前表现得谦卑无比的帕蒂达，突然像头发怒的狮子，指着扛麻袋的男人说：“你冒犯了一位圣雄，必须付出代价！”

    扛麻袋的男人看看自己脚下，又看看周赫煊，突然扔掉麻袋噗通跪地，小鸡啄米一样疯狂磕头。

    “怎么回事？”张乐怡吓了一跳。

    “不清楚。”周赫煊也有些懵逼。

    帕蒂达一脚将那男人踹翻，然后疯狂殴打起来，而来往路人都对此视而不见。

    周赫煊连忙拉住，问道：“别打了，到底怎么回事？”

    帕蒂达指着躺在地上的男人说：“圣雄阁下，这是个贱民，他刚刚踩到了您与夫人的影子。”

    张乐怡心有不忍，劝道：“没什么的，只是猜到影子而已。”

    “不，这是无法饶恕的冒犯，请容许我来惩罚他！”帕蒂达说着又开始一阵乱踢。

    那男人抱着脑袋蜷缩在地上，嘴里不时发出痛呼声。但即便是这种痛呼，他也在忍耐着，似乎连呼叫求饶的资格都没有。

    周赫煊实在看不过去，让孙永振把帕蒂达拉到旁边，随后又掏出一张10元英镑，放在男人身边说：“真是抱歉，这是给你的补偿。”

    男人似乎听不懂英语，蜷在那里瑟瑟发抖。

    “您真是太仁慈了，”帕蒂达恭维了一句，又对那个男人说，“今天算你走运，遇到了一位宽容的智者。”

    直到周赫煊等人上了马车，那个男人才捡起英镑，跪着低头亲吻周赫煊刚才站立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低种姓对高种姓表达敬意的最高方式，就是跪下亲吻对方的鞋子或脚趾。但那个男人是贱民，是不可接触者，他只能亲吻地面来表示尊敬与感谢。

    张乐怡坐在马车上，扭头远远望着那一幕，皱眉说：“印度这个地方真吓人，简直不可理喻。”

    “是啊，不可理喻。”周赫煊点头道。

    负责来接火车的这个帕蒂达，可是印度哲学家奥罗宾多·高斯的仆人，怎么说也该沾点文气吧，居然对贱民也是如此的粗暴歧视。

    在印度，也有自学成才、改变命运的贱民。

    比如“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就是贱民出身，也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大学学位的贱民。他天然成为了印度贱民的领袖，反对甘地保护种姓制度的立场，两人在1932年达成了妥协——即印度建国后允许贱民拥有选举权。

    即便是身为“印度宪法之父”，本该拥有无限崇高的地位，但贱民出身的安贝德卡尔依旧被歧视。他在义愤之下，公然宣布脱离印度教，改为皈依佛教，并成为印度佛教复兴运动的倡导者。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