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北镇抚使王国兴派人送至京师的密报中，除了详细报告这次抓捕卖国晋商过程中抄到的各种金银商货、土地宅院等巨额财产之外，也报送来了所有抓捕到的人犯名单。

    按照崇祯皇帝之前的密旨，但凡列名在后世满清内务府八大皇商之列的汉奸，如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盛兰、翟堂、黄云发，这八家全部财产抄没，全部男丁处死，女眷充军瀛洲。

    那些没有列名后世满清八大皇商之列，但却也在这次行动中被认为在这八家晋商的经营之中入过股、分过红，或者供过货的那些山西官商世家大族，则是另外一等的处置办法了。

    早在居庸关中的时候，崇祯皇帝就想过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也是最少阻力的做法，就是由锦衣卫抓捕到之后，直接定罪处死。

    也就是，拿到了供状之后，先杀了再说，免得朝中大臣们再说废话。

    这就叫作诏狱，也是锦衣卫最为拿手最为习惯的处理办法。

    不过后来一想，这样做，未免太简单太草率了点。

    虽然这些卖国的商人们受到了惩罚，但是对于满朝文官武将，以及对朝野上下的商民百姓，却是起不到多大的警醒和教育作用。

    要想起到这个警示的作用，就必须把这个事情搞大，而且是搞得足够大，大广为人知。

    只有人人皆知这些人通敌卖国的罪行，今后九边各口的商民百姓，以及沿海和内地的商民百姓，才会真正意识到通虏资敌罪名的严重性，以及后果的严重性。

    说是杀鸡骇猴也好，说是杀猴骇鸡也行，总而言之，只有这样才能够警醒教育后人。

    也因此，就在崇祯皇帝接到王国兴密报的当日下午，崇祯皇帝在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的陪同之下，终于下定决心召见了内阁首辅李国镨、阁臣兼礼部尚书徐光启，以及督察院左都御史李标、刑部尚书乔允升、大理寺正卿刘宗周。

    一方面，崇祯皇帝让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正式向参加这次乾清宫御前会议的这几个重臣，通报了范永斗等杀胡口山西商会各大东主甘作建虏内应，协助建虏破城的内情。

    同时，也简要通报了宣大沿边各口晋商多年来通虏资敌的一些恶劣情况。

    另一方面，由崇祯皇帝亲自拍板决定，将东厂在宣府、大同等地抓捕下狱的通虏资敌晋商分子，以及锦衣卫在山西各地抓捕的通虏晋商，还有锦衣卫和东厂拿到的各种账簿、商路图和犯人签字画押的供状等等人犯和罪证，正式移交给三法司择日公审。

    崇祯皇帝对众人说道：“皇祖万历以来，朝廷准许塞外鞑靼蒙古俺达汗部与大明封贡互市，因着王崇古久任宣大总督的机缘，晋地商民百姓蜂拥而至，几乎垄断宣府、大同等地边贸。当年大明与蒙古通商和好，此事本也无可厚非。

    “只是俺达之后，塞北风云多变，与我多为敌而非友，宣大沿边各口之山西商会无视朝廷禁令，向以贿赂边将而通行关外，与虏贸易。

    “自来边关贫瘠，物产不奉，商旅之人逐利而行，也属人之常情。先帝及朝中大臣或有知之者，也多念此等人虽通行边外，但却利存关内，也算造福一方之民，未曾对此等人行霹雳手段。

    “然则，却有一些晋地商人见利忘义、欲壑难填，不仅与塞北蒙古各部通商贸易，而且还胆大包天，视朝廷三番五次之禁令为无物，与大明之仇敌建虏女真人通商贸易。

    “朝廷明令禁止输入辽东边外之铁器、粮粟、布匹等紧要物资，此八家商人贪图暴利，亦卖力输入。

    “此八家如此作为，正是送利刃与仇敌也，可见心中全无家国民族之念！通虏资敌，莫此为甚！”

    崇祯皇帝的这番话说到了最后，原本白皙的脸上，因为突然发作的愤怒而胀红，让在座的各个大臣都感受到了皇帝心中的怒火。

    东厂在宣府等地的行为，以及锦衣卫在山西的行为，已经引起了朝中许多大臣的注意。

    那些跟着皇帝去过居庸关的重臣，当时都知道当时皇帝的态度，所以这其中的部分人物回京之后，不管朝野之间对于锦衣卫和东厂大肆搜捕晋商问罪的“胡作非为”有多少议论，一概保持沉默。

    但是对于督察院中的许多御史，对大理寺、翰林院、詹事府中聚集的许多清流文官来说，这显然又是皇帝的一项恶政。

    纵容皇家鹰犬抢掠富商巨室之财产，还不是恶政么？

    在他们看来，今天皇帝打仗需要钱粮，可以去抢晋商，将来再打仗或者干什么缺钱的时候，或许就该抢他们之中的江南商人了！

    也因此，自从东厂和锦衣卫抓捕晋商的行动全面展开之后，朝野之上就有许多官员，不断上书弹劾锦衣卫和东厂，说他们打着皇帝诏狱的旗号骚扰民间，劫掠民财，伤天害理，祸乱地方。

    不过，与皇帝行在的官员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内阁首辅李国镨，以及朝中许多在皇帝行在有着自己的消息来源的大臣，却早就明白了皇帝的态度。

    比如督察院的最高长官左都御史李标，刑部尚书乔允升以及大理寺正卿刘宗周等人。

    李标也好，乔允升也好，这些人都是当年东林党的同路人，算得上是朝中清流文官们比较认可的高官了。

    而刘宗周更是当年东林党人之中较早被贬斥的人物。

    这些人在崇祯皇帝即为之后很快被推荐起用，也让当时刚刚继位的崇祯皇帝得了很多的好评。

    若是搁在平常时候，他们是一定会出面劝谏皇帝不要这么做的。

    但是这两三年来，宦海沉浮多年的他们，早已看清了如今的朝局，也看清了如今这个皇帝的性子。

    这个皇帝要做的事情，他们挡不住，为了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晋商强出头，只会引火烧烧身，甚至是让自己丢官罢职。

    所以，他们虽然对锦衣卫、东厂的做法不满，对皇帝借着杀胡口晋商通敌这个名头，将抓捕晋商的行动扩大化的做法不满，但是他们不会轻易站出来反对皇帝。

    一方面，杀胡口晋商范氏、王氏等人通敌的事情，目前已经是证据确凿。

    另一方面，这些晋商当年走私边外，与北虏、建虏通商贸易的往事，也的确早有各种传闻。

    那些晋商豪门的背后，都有他们自己的门路，也有他们自己在朝中的关系。

    现在这些晋商东窗事发，出了事情，若是需要有人出面，也该是他们供奉的那些人物出面。

    总而言之，这些人跟出身江南的东林党人没有一毛钱关系，自己干嘛要冒着得罪皇帝的风险，为这些老西出头？

    也因此，即便是如今以犯颜直谏而闻名朝野，被誉为崇祯朝第一炮筒的大理寺正卿刘宗周，也难得地保持了沉默。

    刘宗周当然对锦衣卫和东厂这样的机构充满了敌意，一有机会就要劝谏崇祯皇帝消减锦衣卫和东厂的权力。

    但是与此同时，作为一代儒学宗师的刘宗周，也对见利忘义的商人充满了成见。

    尤其是当他听闻，杀胡口的晋商竟然勾结建虏甘作内应，使得建虏入关，肆虐宣大，无数百姓家园被毁，流离失所，他对那些见利忘义的商人，更是充满愤怒。

    刘宗周的理想，与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儒家宗师级人物一样，那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搁在刘宗周的身上，就是要辅佐大明皇帝，将大明朝建成一个王道乐土、大同世界。

    在他的王道乐土之中，皇帝贤明，百姓淳朴，四海安澜，天下太平，圣天子安坐宫中即可，自有士大夫治理天下。

    总之，没有商人和武人的位置，有的只是诗书礼乐耕读传家。

    也因此，对于孜孜以求以追逐商贸利益为能事的秦晋边地商人，刘宗周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到了这个时候，除了对皇帝让锦衣卫和东厂绕过各地官府而直接抓人有点意见之外，对于被抓的对象，他却并不在乎。

    因此，等到这一次，崇祯皇帝将他们召进宫中，将锦衣卫和东厂经办的这个晋商通虏资敌或者说通敌叛国的案件，移交给由刑部、督察院、大理寺组成的三法司公审，这几个人当然没有意见。

    之前这些人对于崇祯皇帝将这个案子交给锦衣卫、东厂来办而产生的那些腹诽和抵触，也随即烟消云散了。

    此时听了皇帝话，人人都是点头领旨。

    而崇祯皇帝为了让他们从重从快处理，又接着对他们说了一番话。

    崇祯皇帝说道：“天下四民，士农工商，在朕这里从来不分先后，一视同仁！

    “今日治罪宣大山西等地之十四家晋商，非为其人行商边外、唯利是图，实因其众通敌叛国、谋危华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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