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立下了规矩，有了可以遵循的先例，往后就好办了。

    这一次崇祯四年的正旦大朝会就是这样，虽然千头万绪，事务繁多，但是因为有了崇祯皇帝即位以来逐渐形成的先例，一切都照着规矩，顺顺利利地办了下来。

    所有那些需要皇帝出面接见属国、外藩和西夷番邦使节的活动，都被内阁和礼部安排在了过年前的十二月里进行。

    到了正旦当日的大朝会上，这些来自各个蜀国番邦的使节，就只是跟着大明朝的其他勋贵大臣们一样，在皇极殿内外走个过场，就算是完事了。

    而内阁的几位大臣，以及英国公张惟贤去世之后自动成为了京师勋贵世家之首的定国公徐允祯，则继续按照往年的分工与惯例，代替崇祯皇帝，分别前往京城南北的天坛地坛太庙，以及山川日月社稷坛等正旦祭祀的场所，将大明朝一年来的业绩写下来，通过当场宣读与焚烧帛书，告祭天地祖宗，并祈祷崇祯四年诸神护佑风调雨顺。

    除此之外，崇祯皇帝也再一次借着这个正旦大朝会的机会，将自己与内阁大臣们早就商议定好的一些朝廷大政方针，以正旦诏书的名义，昭告天下万民。

    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事情，就是对于崇祯四年春闱的有关安排了。

    内阁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徐光启，再一次出任崇祯四年春闱的主考官，也就是总裁官。

    而年前刚从琉球国册封琉球国王归来的礼部侍郎何如宠，则因为出使琉球办差有功，被崇祯皇帝钦点出任了崇祯四年春闱的两位副主考之一。

    另外一位副主考，则是如今崇祯皇帝的御用喉舌之一，都察院左幅都御史贾继春。

    除了向全天下公布了崇祯四年春闱的正副主考官之外，正式以诏书的形式，大明朝原来的两京十三省之外新设的行省如河北、热河、河中、大同等列入了朝廷科举选士的北榜之中。

    与此同时，朝鲜、琉球、莫氏的安南，以及新入大明宗藩体系之内的东吁缅甸和宗氏的对马藩，也都在崇祯四年的这封重定科举南北榜的诏书之中，被纳入到了大明朝开科取士的科举体系之中。

    朝鲜国可以在大明驻朝使节的监管之下，自行举行乡试，乡试得中的举人，可以由大明驻朝使节报备大明礼部，然后前来北京参加大明朝的会试。

    旅居朝鲜的大明士子，同样可以在朝鲜就地参加乡试，所考取的举人功名在大明朝一视同仁。

    其中得中进士者，既可以在大明朝的各地做官，也可以回到朝鲜国内为官。

    而居住琉球的士人，不论琉球土人还是大明的侨民，经过大明朝驻琉球的使节举荐之后，皆可以以秀才的身份，参加浙江的乡试。

    其中乡试中举者，则可以在次年的春闱之中，以浙江举子的身份，参加大明朝的会试，列入南榜录取。

    此外，缅甸的士人，不论是缅族、掸族、孟族，或者是客居缅甸或者缅中的士人，皆可以参加云南行省的院试（录取者为秀才即生员）、乡试（录取者即为举人），乡试中举之后，同样以云南举子的身份授官，或者参加大明朝的会试。

    莫氏统治下的安南北朝，则可以以如今辖内的高平省自行举行院试，可以自行录取秀才，然后参加广西的乡试。

    与此同时，经过闽浙总督府连续两年的呈请，这一次，东番岛上的读书人们，也被纳入到了福建的乡试之中。

    至于东番岛上的院试，也就是录取秀才生员的考试，则由福建的提学副使每三年亲赴东番单独考试录取。

    这些偏远边地的读书人，虽然被纳入到了大明朝的科举体系之中，但是对大明原来两京十三省的读书人们来说，不仅不是什么问题，而且还意味着一些新的机会。

    比如读书人最多的浙江等地，原本考试了多年可能连个秀才生员的功名都考取不了的读书人，这下子可以通过移居到琉球或者是东番岛上，来降低闽浙或者南直隶地区读书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了。

    大明朝原有的两京十三省对会试考生籍贯的问题追查极重，主要就是为了避免明朝时候层出不穷的科举移民问题。

    如今礼部在两京十三省对于考生籍贯的要求一如既往，但是对于边地新设的行省以及朝鲜、琉球这样的属国，却完全放开了限制。

    目的很简单，就是鼓励大明朝两京十三省的读书人们，移民到那些地区去。

    这样一种对于科举制度的安排，短时期内可能还看不到效果，但是三年之后或者六年之后，就肯定会有效果出来。

    大明朝的读书人对于科举制度的热衷，是后世之人无法想象的。

    而这样的安排，会诱导着那些在大明内地州府屡考不中的读书人，自发地移民前往朝廷新辟的边地行省或者地区，这一点，可比崇祯皇帝再发布多少次招垦令，都更加有用。

    当然，这一次皇极殿的正旦大朝会上，崇祯皇帝除了将崇祯四年三月下旬的春闱有关事项昭告天下，用科举制度笼络四海之内的读书人意外，同样也少不了再次拿出数百万银圆的真金白银，犒赏京畿与九边将士。

    其中包括值守紫禁城的亲军三卫八千人，值守皇城的神机营一万两千人，以及值守京畿之地的六万近卫军将士，还有那四十万九边将士。

    在一年多前，在居庸关和居庸关外的宣大地区经过了几番大战的近卫军第一镇、第二镇，各自都损失了数千士卒。

    其中第一镇在居庸关和居庸关外损失的较少，总计两千余人。

    第二镇在紫荆关上损失了不少，出了紫荆关后，又在桑干河畔遭遇莽古尔泰的正蓝旗大军围攻，损失较大，几乎损失了接近一半，最后统计下来超过了六千之数。

    近卫军第一镇、第二镇，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财力编练的第一支、第二支新军，从来都是当作自己核心的力量之一来看待。

    因此，在遭受了这样的损失之后，近卫军第一镇与第二镇，于崇祯三年里，相继撤回到了各自的驻地休整补充。

    一方面崇祯皇帝需要他们驻扎在京师的南北，发挥稳定京畿与震慑朝堂的作用，为崇祯三年的一系列改革做后盾。

    另一方面，也是这两镇近卫军的损失需要尽快地得到补充。

    而近卫军第一镇都统制使出身的近卫军都督府左都督马世龙，以及近卫军第二镇都统制使出身的后备军都督府左都督王辅，也都在新官上任之后，立刻将涿州新军训练大营里训练出来的新兵，优先补充给了近卫军第一镇和第二镇。

    类似这样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崇祯皇帝明发旨意来指点，马世龙与王辅这两个人自己就会下大力去做了。

    到了崇祯三年的十月，驻守通州的近卫军第一镇，特别是损失较大的驻守保定的近卫军第二镇，再一次实现了齐装满员，重新达到了《皇明近卫军编制条例》的要求，即，将校士卒满编一万五千员。

    近卫军第一镇、第二镇与建虏的那场激战，以及各自在战争中的损失，让马世龙和王辅对于近卫军这种冷热兵器混编的新军队伍，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原本就是由马世龙主持编撰的《皇明近卫军编制条例》，在他出任了近卫军都督府左都督之后，第一时间内就报请崇祯皇帝，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

    其中各标、各营、各队、各哨之中士卒该有多少，战马与驮马该有几匹，火枪该有多少杆，火炮该有多少门，辎重大车该有多少辆，将校官佐该有多少员、参谋训导又该配几个，全部都规定得一清二楚。

    崇祯一式前装燧发滑膛枪，历经三年的作战，经受住了检验，也得到了近卫军诸镇将领们的信任。

    因此，在新修订的近卫军编制条例之中，轻装火枪手大幅度增加，身披铁甲行动迟缓的刀盾手大幅度减少，而野外防御骑兵冲击的长枪手，则基本保持地位不变。

    至于近卫军原有编制中成建制存在的弓箭手，则被彻底淘汰，他们原有的建制被训练整编为了一个全新的兵种——掷弹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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