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德王由皇帝下旨赐死，福王府、德王府撤藩并削籍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京师，然后通过朝廷的邸报和驿站，以及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迅速向南、向西扩散开去。

    在引起一部分宗室亲贵腹诽不满的同时，却也赢得了河南、山东两地士林百姓的归心。

    在两地士民百姓看来，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自从登基以来，其所作所为虽然颇多出人意表之处，但总的来说，却是顺应了民心民意。

    不管铲除擅权多年的阉宦魏党，还是献出皇庄、募民屯垦，包括如今严惩为祸地方的宗室藩王，每一项都站在了这个时代天下民心的一边。

    按照后世的说法，就是每一步都至少踩在了政治正确的那一边，不管是谁，皇帝这么做，你都不能说皇帝做得不对。

    对如今的崇祯皇帝来说，这就是阳谋的力量，根本无需搞什么阴谋诡计，就凭堂堂正正的手段，就能够把该做的事情做了。

    处置福王、德王和两藩的圣旨出来以后，高时明与方正化这两位如今炙手可热的大太监，即刻带领所属人马，分赴洛阳和济南而去，一来负责监督执行皇上的旨意，二来负责抄没两位藩王府的家产土地。

    当然，与高时明同去洛阳的还有李秉诚，而与方正化同去济南的则是李承先。

    李秉诚和李承先，之前都是涿州新军训练大营营务处的营务帮办。

    当然了，这个营务帮办是兼职，算是差遣，不算是朝廷正式的官品序列。

    他们二人此前与杨应乾一起，都是孙承宗督师蓟辽期间，在蓟辽督师府中任职的朝廷官员，负责的就是募兵屯垦与练兵，都是由武职转为文职的非进士出身官员。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军机处成立后，这两人都进了军屯司，当了军机处军屯司的主事。而本职，一个放在了户部，一个放在了兵部，都是从五品的员外郎，跟着杨应乾继续在京畿搞募民屯垦。

    如今京畿之地的募民屯垦已经走上了正轨，于是这两人在涿州大营建成之后，就又都入了营务处继续辅佐杨应乾。

    如今到了七月，涿州大营的各项事务也都运转起来了，两人也都没有特别重大的职司，也是该动一动地方了，一来算是酬功和提拔，二来也是把他们放在如今最需要的地方上去。

    所以，这一次，李秉诚跟着高时明奔赴洛阳的时候，身份已经变成了洛阳户部分司衙门的五品郎中，一方面配合高时明所带人马完成皇帝交办的任务。

    另一方面就是在洛阳城中设立户部分司衙门，利用抄没的福王府钱粮田产土地，就地设立洛阳银币铸造分厂，直接监督铸造崇祯银元，并转运支应西北平乱军队一应粮饷物资。

    而李承先的职责，当然是跟着方正化去济南接收德王府的大量土地产业，照着京畿屯垦的模式，在德王府立藩百余年来所占有的大量田产土地之上，继续推行募民屯垦事业。

    也是在朝廷赐死福王的消息传到河南以后，已经带着巡抚衙门和总兵衙门，匆匆忙忙地移驻洛阳的河南巡抚邱兆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皇上的后招在这里。

    赐死福王的同时，抄没福王府的金银财富和田地产业，不光是收服了河南士民百姓的民心，而且军队移驻、重建关城所需的大量粮饷，也都有了出处。

    最重要的是，从福王府抄没出来的十数万顷土地，遍布河南府、怀庆府、南阳府等地，足以安置得了数十万户的河南饥民和流民。

    可以说，杀了一个福王，几乎等于是为朝廷挽回了一个河南，不管怎么说，这个账都是合算的。

    历事四朝，见惯了人事更替，如今已经年近六十的河南巡抚邱兆麟，这一次，真的是由衷地佩服当今这位皇帝的魄力与心机。

    利用瞿式稆的六不平疏，重审梃击案、红丸案，在为自己的父亲泰昌皇帝报仇雪恨的同时，一举削掉了两个大藩，不仅收获了大笔钱粮田产，而且收获了两地百姓的士心民心。

    还在下决心除藩之前，就命令河南巡抚和河南总兵衙门移驻洛阳，提前预防可能出现的风险。

    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皇帝的圣旨一下，福王本人以及福王府除了束手待毙，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事实上也是如此。十数日后的一个中午，当高时明、李秉诚带着人马赶到洛阳城，汇合了如今驻节在河南府衙的邱兆麟，大张旗鼓地一路来到福王府门前的时候，福王府里已经是人人戴孝、哭声一片了。

    福王朱常洵虽然短视贪婪，但是却也不完全是个傻子，自从当今皇帝重启梃击案和红丸案审理之后，就一直担心皇帝的目标是他这一家子，毕竟当年与泰昌皇帝朱常洛争位的人，正是他本人。

    虽然其中有很多的不得已之处，但当年的恩怨已经种下，泰昌皇帝短寿，福王这一系算是逃过了一劫，随之而来的天启皇帝受制于魏忠贤，而魏忠贤与东林不睦，福王一系从中左右迎合，特别是后来三朝要典一出，福王朱常洵这才放下心来。

    然而自从天启皇帝驾崩，如今这位皇帝登基之后的所作所为，常常令朱常洵提心吊胆，每当想起当年自己特别是自己的母亲皇贵妃郑氏的那些事情，心中总是忐忑难安。

    尤其是听说万历时期的东宫侍讲、如今的郧阳总督刘光复，以及漕运总督崔文升和致仕在家多年的李可灼，一个个被捕下狱之后，如今母子团聚的万历皇贵妃郑氏和福王朱常洵，简直是一日数惊，度日如年。

    郑贵妃当年的确有过为自己的亲儿子朱常洵争夺皇位的心思，比如梃击案的幕后，的确就是郑氏及其兄长郑国泰、侄子郑养性在策划。

    然而当朱常洵到洛阳就藩之后，郑贵妃就已经死了为朱常洵夺取帝位的心了，红丸案的发生完全在她的意料之外，她拼命地向泰昌皇帝朱常洛进献美女和助兴之药，不过是为了缓和双方的关系，想要一个太后之位罢了，并不是想要谋朝篡位，更没有一丁点儿弑君的念头。

    但是当她听说，崔文升、李可灼和刘光复异口同声地作证，梃击案、红丸案的幕后主使之人，是她们母子之后，在宫中斗争多年的郑氏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

    只是她完全没有想到，当今皇帝的心肠会是如此的冷酷，手段会是如此的狠辣。

    所以当朝廷圣旨的内容一传来，母子两人完全没有反抗的意图，除了整日以泪洗面、悔不当初，根本没有别的什么事情能做。

    就在听说了朝廷天使已经到了孟津渡口的消息之后，万历皇贵妃郑氏与这一世惟一的一位福王朱常洵，分别于自己的寝宫之中悬梁自尽。

    当高时明带着人马闯进福王府的时候，所看到的也只是已经死了半日的死福王，以及已经哭晕在福王朱常洵灵堂之上的前福王府世子朱由菘。

    这一世，这个朱由菘当然没了当皇帝的命，但是他或许应该庆幸，至少从今往后他不会再经历原本历史上遭遇的那些苦难。

    如果他本人足够长寿，他可以在云南或者缅甸安安稳稳地活下去，而不是在公元一六四五年被臣子出卖给满清军队，然后押赴北京处斩。

    毕竟，如今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家，是历来忠于大明皇室的，由其编管安置，定然不会遭受什么折辱或者磨难。

    高时明、邱兆麟都是见过福王朱常洵的，因此在验明正身之后，也没多做什么，就在福王府的灵堂之上，宣读了皇帝的旨意，以及朝廷对福王府土地财富和子女家人等一应事务的处置。

    三日后，由河南巡抚衙门和锦衣卫共同派出人马押送原福王世子朱由菘及福王府一应人等，前往云南缅甸边界，充军安置。

    福王府的大宅，自然归了河南巡抚衙门、总兵府以及户部分司衙门共同占有和分配使用，而抄没的金银，大头归高时明所代表的皇室，小头由户部与河南平分，而其中大量的粮食布匹，则归李秉诚所代表的户部分司，土地田产则归邱兆麟的巡抚衙门用来募民屯垦。

    包括郑贵妃娘家，即郑国泰、郑养性家族，全数抄家问斩，数十年累计的无数金银田产，一下子全都归给了皇帝的内库和洛阳户部分司衙门所有。

    对于德王府的处置，虽然不像福王府这么顺利，但也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阻碍。

    在皇帝的旨意下了以后，身在济南的锦衣卫北镇抚使王国兴，立刻带领锦衣卫人马包围了德王府。

    德王朱常洁自然不赶束手就擒，但面对如狼似虎的锦衣卫，德王府的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

    等到方正化带着李承先以及东厂人手到了以后，在皇帝的圣旨面前，不管是德王朱常洁，还是德王府世子朱由枢，以及德王府众多的豪奴恶仆，没有一个敢于顽抗的。

    不管如何的不情愿，如何的哭天抢地，如何的喊冤抱屈，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得了那一杯毒酒。

    德王府的大量金银财富，自然归方正化代表的皇家内库，包括德王府的店铺产业，也都由如今明里暗里已经快要开遍了天下两京十三省的宝和皇店所接管，而其更大批的土地田产则直接由李承先带来的人马接收，很快就在山东、豫北、苏北、皖北等地设点，招募流民，编户屯田，同时开荒耕种新型作物。

    德王府原本的十数万佃户，在减租减到两成的情况下，自然也是十分的配合，不仅没有出现逃亡流失的情况，而且纷纷抢着与新东家签订新的契约。

    相比德王府收取的五成地租，朝廷如今的两成地租简直是天上掉馅饼、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因此，李承先等人倒也没有遇到多少困难，就完完整整地接收了德王府的土地田产。

    当身在北京的崇祯皇帝分别收到高时明和方正化的奏报之后，心里当然是高兴万分，福王府和德王府的财富虽然还没有清点置换完毕，但是这两家的任何一家的财富，都要比当初查抄魏忠贤之时的收获要多得多，看来几年之内的确是不用为了银子的事情再头疼得睡不着觉了。

    然而，在收到高时明、方正化的消息之后，崇祯皇帝并没有因为又收获了一大笔财富而兴奋多久，因为仅仅就在数日过后，辽东就传来了一封六百里加急的军报，宁远的军队发生了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