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远城东门，总兵府对过的小街上，经营着一家洪记南货铺子的朱二，就是东厂辽东站的负责人。

    除了位于京师的东厂断事厅以外，朱二从不与任何官面上的人亮明身份主动联系，因此即使是锦衣卫辽东千户所如今的掌事千户官孙钤和副千户胡一魁，都不知道这个东厂辽东站负责人朱二的存在。

    由于事发实在突然，乱兵出营闹事的时候，锦衣卫辽东千户所的千户孙钤跟着鹿善继远在义州，而副千户胡一魁也是跟着辽东镇监军御史陈仁锡奔波在外。

    所以这个时候，锦衣卫在宁远城中根本没有得力之人，加上锦衣卫素来遭人嫉恨，兵变之后，锦衣卫辽东千户所在宁远的官署也是遭到乱兵的袭击，留守人员要么被杀，要么逃散，自保都困难，因此也别说往外传递消息了。

    特别是兵变发生之后，杨国柱、祖大弼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闭宁远城四门，禁止军民出入，因此什么消息也传递不出去。

    直到二十六日夜里，乱兵回营，宵禁稍松，朱二才果断出手，派出一名精干手下，躲过双方巡卒，利用绳索挠钩，趁夜攀城而出。

    一路奔至中后所驿站，向驿站官员出示东厂令牌，然后骑着驿马，疾驰入关，换马不换人，经过一天一夜的奔驰，二十八日早晨，终于将消息送回了京师。

    刚刚从济南赶回京师不久的方正化闻报大惊，自然是赶紧带着军情密报进了皇宫大内。

    收到东厂的紧急密报，崇祯皇帝的脸上，并没有出现方正化预料必定出现的震怒表情，只是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道：“还是没躲开啊！”

    然后就是一副似嘲讽又似苦笑的表情，盯着密报，沉默不语。

    方正化看着表情奇怪的崇祯皇帝，躬身说道：“陛下不必过分忧虑。东厂辽东站密报中说，如今乱兵已经回应，且督师鹿善继、总兵满桂和监军御史陈仁锡三人皆在城外，未曾陷入乱兵之手，而城内尚有杨国柱、祖大弼维持局面。依奴婢看，此时督师鹿大人应当已经得知消息，只要鹿大人带着满桂大军回镇宁远，此事不难平定。”

    对此，如今这位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当然知道的比方正化更清楚。

    从东厂的密报来看，这次宁远兵变的规模要比原本历史上的那次小多了，一共才两个营头参与，历史上是十三个营参与，简直把宁远城给闹了个底朝天，而且还死了一个巡抚。

    而这一次，从密报的传闻来看，最多也就是死了三个本来就该死的官员。

    之所以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心中，白养粹、张世荣、苏淳这三个人本来就是该死，主要是因为历史上的那次宁远兵变，与张世荣、苏淳就有关联。

    史载这两个人，一个颟顸无能，一个贪暴苛刻，向来为宁远驻军所不满，袁崇焕平息兵变的一个举措之一就是顺应乱兵要求，将这两个人捉拿下狱，最后请旨夺了他们的官身，削了他们的士籍。

    至于白养粹，历史上崇祯二年冬在任永平知府，当黄台吉带着后金辫子兵进攻永平的时候，此人主动开门投降，被黄台吉亲口封为蓟永巡抚，帮着后金辫子兵维持占领区的稳定，后来大明军队反攻永平，后金军撤退，白养粹还跟着后金军一起逃走，到后金出仕当官。

    这样的人死了最好，若是没死，知道后事的崇祯皇帝这一次也不会放过他，一定要借机处死他。

    到了中午时分，崇祯皇帝在武英殿军机处的大堂之中，见到了匆匆赶来的孙承宗、李邦华，再加上每日前来当值的张惟贤，几个军机大臣算是凑齐了。

    张惟贤自然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如今只是心事重重的坐着。

    而孙承宗和李邦华一看之下皆是心中大惊，难掩惊讶之色，但是两人看着皇帝一副淡定的样子，知道皇帝必定已有对策，于是心中略定。

    孙承宗沉吟着说道：“陛下，宁远乃是辽东重镇，正是辽左咽喉所在，如今发生兵变，虽说事出有因，但决不可等闲视之。

    “臣看眼下乱兵已经回营，但若后事处理有所不当，恐怕仍有不测之险。既然宁远乱兵以反对撤守广宁、请发欠饷为名，臣以为朝廷可派一名大臣为使，讲明朝廷决策，暂停撤守广宁，同时押饷出关招抚，承诺只除首恶，余者不问。如此，臣以为宁远兵变之事不难平定。”

    崇祯皇帝沉吟不语，因为这不是他真正想要的。虽然这么做，宁远兵变能够很快平定，但是后患无穷。

    历史上，袁崇焕平息宁远兵变的做法，不仅没有震慑住辽东的骄兵悍将，反而变相地鼓励了这些人接着闹饷哗变。

    就在宁远兵变过去三个月之后，锦州又发生了兵变，理由一样，就是索饷。

    当时的情况，的确是欠饷的情况比较严重，但是总闹兵变，与朝廷对兵变的处置方法也有很大的关系。

    毕竟闹了兵变不仅能够得到银子，而且还不会受到严厉的惩处，这些骄兵悍将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历史上，宁远兵变发生以后，正在京师陛见的袁崇焕，匆匆赶往辽东，采取抓小放大的策略，很快就平息了兵变，最后除了最先闹饷的十几个普通士卒被处死之外，没有一个辽东镇的将校官佐被严惩。

    然而从此也揭开了大明军队之中，一系列闹饷兵变的序幕，并且形成了一个很不好的惯例，就是军队开拨出动之前，必须要发一笔开拨银子，不给就不开拨不出营，而且不给钱就闹事，毫无忠义之心，毫无军纪可言。

    周延儒这个人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够得到崇祯皇帝的信赖和重用，就是因为他在对待辽东镇士卒闹饷兵变时的态度，非常符合当时崇祯皇帝的胃口。

    当时的崇祯皇帝接到兵变消息惊慌失措，在大朝上征求大臣意见，多数人都说赶紧发饷招抚，既然兵变是为了钱，那就赶紧给钱得了，给了钱就不闹了，总之就是要变着花样地哄着这帮骄兵悍将去前线卖命送死。

    而周延儒比当时的大臣显然考虑的更加深远一点，他说：“辽东关门昔日防敌，今日防兵。之前宁远兵变，朝廷给他们发了饷，现在锦州又闹兵变，如果九边各镇纷纷效仿，那么以索饷为名的兵变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闹到什么地步？如今锦州闹饷兵变，朝廷固然要补给军饷，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朝廷最应该做的，是要想出一个治本之策。”

    就是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历史上那位崇祯皇帝的心，很快，周延儒就从礼部侍郎的位置上，被崇祯皇帝选入内阁，又过了不到一年，就任命他当上了内阁首辅大臣。

    如今作为礼部侍郎的周延儒，当然不会再有议论军事的机会，因为现在崇祯皇帝很少在大朝之上商议军事问题，所有的军事问题都留在武英殿的军机处，与军机大臣商议。

    朝臣们可以尚书言军事，但不会再给朝廷上下的文武百官公开议论军事问题的机会了。

    但是周延儒在历史上曾经说过的这段话，却让如今的崇祯皇帝在后世之时印象深刻。

    周延儒说的很对，欠饷肯定是朝廷的错，但是作为朝廷的军队，绝对不能通过兵变的方式，通过要挟投敌的手段，来向朝廷索要军饷。这也是如今崇祯皇帝的一个信念。

    从这个信念出发，如今参与了宁远兵变的两个营头，今后就绝对不能再用，不管是首恶还是从犯，都必须受到严厉的惩处。

    想要的军饷不仅要不到，而且该杀的必须杀掉，即使罪行不重、罪孽不深，死罪可免，但是活罪难饶，或者充任白冶城附近深山铁矿的矿奴，或者罚作修筑义州城的苦役，总之绝不能让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免除惩罚。

    想到这里，崇祯皇帝觉得有必要再给鹿善继提个醒，于是借口如今宁远情况扑朔迷离，朝廷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暂时由方正化带东厂人马赶往辽东，一方面代表皇帝和朝廷了解情况，一方面配合鹿善继等镇守辽东的大臣，处置宁远兵变事宜。

    因为东厂辽东站传递回来的情报，有点太过简略，在座的三位军机大臣也没法据此给出多少有针对性的建议，因此也就确实没法采取真正有力的措施。

    而孙承宗等人，也相信鹿善继和满桂能够处理好这次兵变，所以议来议去，最后除了皇帝的提议之外，军机处最后决定立刻派出使者，传令山海镇总兵赵率教守好山海关，凡是北面来的士卒一概拿住，若无蓟辽督师府关防文书，不准放辽东一兵一卒入关。

    同时由军机处尽快昭告九边各镇，将于八月足额发放崇祯元年前六月的九边军饷，等等。

    次日清晨，军机处派出的兵部使者赶到了山海关，赵率教闻令立马整军经武，加强戒备，同时做好随时北上宁远平乱的准备。

    而方正化则带着皇帝的密旨，率领三百名东厂骨干，一路疾驰，出关北上，赶赴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