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关于在北直隶京畿之地改卫所为州县，化世袭军户为黄册民籍，分勋贵公田为佃农私有的决策，在十一月十五日的大朝会上一经公布，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就引起了朝野上下文武百官的议论纷纷。

    有当场出列支持的，也有慷慨陈词反对的，还有上书批评皇帝违背祖制的，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崇祯皇帝提前在武英殿里与三位军机大臣，已经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并且取得了他们的坚定支持。

    所以，对于朝野上下的议论之声，皇帝一概充耳不闻，不作任何的回应。

    这些议论之声，大多都是出身江南缙绅世家的所谓清流君子们发出来的，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好大发议论。

    卫所改制的事情，本来与他们这类人的利益并无多大的关联，但是这些人却如同后世的职业喷子，不管皇帝作出什么样的决策，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上书议论，怒刷存在。

    然而，这些议论毕竟与他们自身所属阶层的利益无关，所以皇帝不搭理他们之后，不久也就自行消散了。

    而那些真正利害攸关的京师勋贵世家，此时却已经被皇帝此前的一番乱拳给打蒙了，除了暗自腹诽之外，根本不敢有任何反对的表示，或者有其他的轻举妄动。

    因为像成国公朱纯臣、阳武侯薛涟、抚宁侯朱国弼这种地位较高的公侯世家，三下两下就夺爵杀头、充军流放了，何况其他人呢。

    这些勋贵世家的传承，多数都是在百年之上，虽然利欲熏心已经二百年，于军国大事上已是颟顸无用，但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识时务，或者不懂生存自保之道。

    因此，当崇祯皇帝圣旨决定，废止京畿卫所，改军户为民籍的时候，一些头脑还算清醒的勋贵世家，不仅不反对，而且马上就开始主动迎合了，比如定国公徐允祯就是这样做的。

    定国公府在崇祯之前也曾总领五军都督府多年，出自其门下的文官武将数不胜数。

    因此，多年来，定国公府在京畿之地卫所体系之中夺占良田、兼并占役的情形一点也不比成国公府差。

    只不过此时定国公府担任不是五军都督府的职务，而是领着掌管宗室事务的宗人府，最重要的是在赐死德王、福王并夺其封国的事情上，担任宗人令的定国公徐允祯没给皇帝添麻烦，所以崇祯皇帝暂时还能够容忍定国公府的存在。

    这一次，定国公府也很识时务，一看皇帝下了狠心要整顿京畿卫所事务，徐允祯在形势明朗之后，也不用皇帝发话，很快就主动配合改制，并把自己家历代兼并的两万多顷北直隶卫所屯田，用半卖半送的超低价格，快速发卖给了自家的佃户，只给自家留了一千五百顷有正当出处的田庄土地。

    这些有圣旨可查，有官方记录或者说合法来源的田庄耕地，则是永乐皇帝迁都以来历任皇帝封赏给定国公府的田庄土地。

    定国公府的做法很快得到了皇帝的褒奖，而皇帝的褒奖在让徐允祯大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引发了京师其他勋贵世家的效仿。

    凡是有合法正当来源的田庄土地都可以保留，而无据可查的田庄土地则一概低价发卖给原来的佃户或者愿意购买的其他人。

    原本卫所的公田是不允许进行买卖交易的，但是皇帝改卫所为州县之后，让军户入民籍之后，没被问罪的勋贵世家，当然是巴不得赶紧把如今已经成了烫手山芋的卫所土地低价卖掉。

    这样一来，与切身利害攸关的勋贵世家不仅不再抵制反对，反而加速了卫所改制的进程。

    又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对原本卫所体系内的军户们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没有人聚众反对或者引起什么变乱。

    百余年来，因为失去原有公田而沦为勋贵世家的佃户或者奴仆的军户们，如今一下子又分回了自己的土地，而且今后再也不用因为自己的军户身份，而被勋贵武臣世家驱使奴役了。这些人对卫所改制当然毫不抵触。

    就这样，原本以为是一场硬仗的京畿卫所改制，不出半个月，就在直隶总督府的主持下走上了正轨，开始在京畿之地如火如荼地推行开来。

    当然了，关于这一番卫所改制所做的最终决策，与皇帝本人一开始时的设想，还是有着很大的出入的。

    其一，参与这次改制的卫所，仅限于京畿之地的范围，隶属蓟镇的沿边卫所则不在改制之列，只是需要核实卫所田产归属，然后另外招募流民为军户进行屯垦。

    其二，京畿之地的卫所改制，可由卫所上下自主决定去留，愿意指挥使以下百户官以上，愿改世职为流官者，一律对等改换，不愿者仍以原卫所官职出塞屯垦，从优授田。

    总旗以下军户，愿意改军为民者，就地分田落户改籍，纳入所在州县鱼鳞黄册。不愿者，重新编入塞外卫所，出塞戍边屯垦，土地从优分配。

    卫所改制事务繁巨，这些问题都不是崇祯皇帝所能提前考虑充分的，但想一想有很有必要，想来这也是这次京畿之地卫所改制能够顺利启动的原因吧。

    正当崇祯皇帝了却了心中的一桩夙愿，并为此暗自高兴的时候，一南一北两处传来的军报却让他重现陷入焦头烂额之中。

    十二月初一的朔日大朝会刚刚结束，在朝堂之上饱受清流言官炮轰折磨的崇祯皇帝，回到乾清宫中未等坐下休息片刻，就听见王承恩在外禀报，说军机处当值的军机大臣张惟贤，带着中书舍人沈廷扬、李信、牛聚明紧急求见。

    崇祯皇帝一听这话，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是不是哪个地方又出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果然，张惟贤等人一进入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中的起居之所，马上跪在地上大礼参拜，然后说道：“启禀陛下，延绥巡抚孙传庭六百里加急军报，说今秋十月底，陕北有安塞马贼高迎祥者，自号闯王，在安塞举旗造反，会同白水贼王二、府谷贼王嘉胤等贼首，攻陷安塞县城，杀安塞县令陈邴。如今乱贼南下，正前去围攻延安府城。”

    张惟贤说完这话，迅速将手中军报交给旁边侍立的王承恩，王承恩接过之后，马上双手捧着送到皇帝的手中。

    崇祯皇帝听完张惟贤所说的话，心想，该来的终归还是来了。

    虽然此前已经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但是陕北的大乱，还是如期而至了。

    不过现在的崇祯皇帝可不是历史上那位心急的崇祯皇帝了，也不是天启七年十月初来乍到、毫无准备的那位崇祯皇帝了。

    所以，在张惟贤等人看来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如今在这位刚刚布局好京营整顿移防和京畿卫所改制的崇祯皇帝眼中，已经显得并不是不那么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