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江西提学副使蔡懋德之外，这次得到以外提拔任用的，还有天津镇副总兵兼天津水师主将张存仁。

    名义上是因为他在东江镇的海上转运之功，而实际上只有皇帝一个人知道背后的原因。

    这个张存仁在原本的历史上，也是一个被人忽略了的狠角色。

    在原本历史上，崇祯元年七月的时候，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承诺，成功获取崇祯皇帝的信重，袁崇焕到任之后，张存仁也调任锦州，与何可纲一起，成为了辽东镇前锋总兵官祖大寿的左膀右臂。

    崇祯四年，黄台吉率领建虏大军包围大凌河城数月，当时祖大寿、张存仁、何可纲，都被围在了城中，而宁远和锦州派出去的援军，在吴襄和宋伟的率领下又中途中了建虏的埋伏，全军溃败。

    过了一段时间，大凌河城中粮草耗尽人相食，黄台吉又不断劝降，最终祖大寿及其儿子侄子们决定率军投降，但是张存仁与何可纲二人执意不降，最终祖大寿杀了立场最坚定的何可纲，张存仁见状恐惧，遂跟着祖大寿一起出城投降。

    后来，祖大寿以亲自骗取锦州城为策略，争得黄台吉的同意，单身回到了锦州，然后又回归了大明。

    而张存仁则就此归降了满清，而且到最后还当上了满清入关之后的湖广总督。

    这样的人绝对是个狠角色，可惜的是在大明这一边却一直默默无闻，也从未受到重视。

    这些故事，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却是知道的。

    既然张存仁是一个狠角色，自然不能不用，但他又有最终投降满清的行为，所以又不能在辽东镇或者东江镇予以重用。

    这一次，浙江发生灾民暴乱，而当地又缺乏文武双全的将才，倒不如直接把这个张存仁用到那里去。

    这么做也是一举两得，一来，算是杜绝了张存仁将来投降满清的可能，二来，也算是重用了他这个将才，说不定到了浙江任上真能发挥出他在历史上的才干。

    浙江有都指挥使司管卫所，又有营兵和水师，与天津军备情况大体相同，张存仁又带过水师，刚好合适，因此皇帝的旨意很快下达，让他当了钦命镇守浙江总兵官，并兼任浙江专管卫所的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

    至于原任总兵兼都指挥使陈希范，则以年老而令其致仕。

    此时的张存仁，当然没有投降后金的想法，因此接到这个旨意，当下大喜过望，对皇帝自然是感激涕零，高兴万分地赶赴杭州上任去了。

    有明以来，江南的职务都是朝廷上下公认的肥缺，肥缺倒不是说俸禄高，而是说，这个地方是个公认的好地方，比起辽东，以及其他九边之地来说，的确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即便是如今浙江发生了灾民的暴乱，比起北方来说，张存仁还是觉得自己家的祖坟一定是风水极好，自己才有了这样的机会。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借着这个机会，将刑部侍郎惠世扬这个东林党人在朝中的核心人物，派了出去，派到浙江去当左布政使。

    明初的时候，太祖朱元璋将天下划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也就是十三个行省，每个布政使司安排左右两个布政使，以左布政使为尊，是正二品。

    到了明朝中后期，战事比较多，一个行省的三个司之间，需要有人协调，因此就以都察院佥都御史以上官员为巡抚，到行省坐镇。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巡抚只是临时性的官员，类似钦差大臣，不是常任官，通常都是事了即撤，说到底，其编制还是在都察院里。

    最初的时候，巡抚的品级不固定，多数都不高，七品的都察院监察御史都可以出任一个行省的巡抚，主要管军务。

    所以，在明朝常常出现这种状况，那就是品级不高的官员缺因为有钦差或者皇命在身，所以手中的权力很大。

    左布政使地位很尊贵，是正二品，是与明朝时的六部尚书相同的，比侍郎还要高一品，但是在巡抚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之后，布政使地位虽尊贵，权力却不如巡抚大，要听巡抚的札饬了。

    因此，崇祯皇帝的旨意一下，惠世扬心中其实是不满意的，虽然左布政使是正二品，侍郎是正三品，由刑部侍郎去做布政使，算是一种官职上的升迁了，但是众所周知，如今的布政使之上还有一个巡抚，虽然品级高，但是权力却不如巡抚大。

    然而好在让他任职布政使的地方是浙江，是杭州，也算是东林党势力最大的地方之一了，因此想来想去，惠世扬还是领了圣旨，前往赴任了。

    当然了，他不去也不行。

    不去的话更好，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可不会惯着他，他敢不去，皇帝就会以抗旨不遵，免了他的官，让他提前滚蛋。

    若不是惠世扬有个好弟弟惠世显，以及若不是他在刑部侍郎任上对皇帝惩治阉党积极用心，就凭东林党大将的身份，以及崇祯十年投降李自成的行为，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早就找理由把他免官削籍了。

    如今只是让他离开朝堂，而且还给了他一个浙江布政使的位置，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至于左右参政，崇祯皇帝则从内阁提供的名单里，圈了刑部郎中陈新甲和兵部职方郎中耿如杞。

    历史上，这两个人中陈新甲最后当了兵部尚书，耿如杞后来当了山西巡抚，但是两个人最后都被崇祯皇帝给杀掉了。

    陈新甲自然不用说了，算是明末崇祯年间继杨嗣昌之后有一个志大才疏、只能纸上谈兵的典型人物了。

    若是遇上盛世，这样的人用好了也是人才，但搁在明末那种数百年一遇的乱世，再摊上一个性格急躁、行事操切的皇帝，他的悲剧命运基本上就是注定的了。

    如今崇祯元年还没有过去，杨嗣昌这个万历三十八年就年少得志、得中进士的半瓶水战略家，如今还河南巡抚邱兆麟的手底下当他的河南兵备副使，正为重建崤函故道上的函谷关而焦头烂额着。

    这一世，崇祯皇帝当然不会轻易地就把杨嗣昌提拔到朝堂之上任职，那样做只能是既害了朝廷剿匪的大局，又害杨嗣昌本人的性命。

    历史上，杨嗣昌在崇祯十年提出了一个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宏大剿匪战略，企图调动能够调动的全部军队，去围剿流贼，而急于剿灭流贼然后专心用兵关外的崇祯皇帝，一听之下大喜过望，马上重用了他，让他当了兵部尚书，并且对他言听计从。

    杨嗣昌先用熊文灿总督相关六省军务剿匪，结果根本堵不住流贼，熊文灿获罪下狱之后，他亲自上阵，结果也还是不行。

    而他离开朝堂之前，向崇祯皇帝提出的继任人选就是赞成他的方略、同样志大才疏半瓶水的陈新甲。

    崇祯皇帝同样十分信任这个口头上总是条理分明、头头是道的陈新甲，委之以军国重任，然而这个陈新甲却在私底下向朝中友人透露了皇帝让他筹划与建虏进行议和谈判的事情。

    结果，这话传了出去，顿时闹得满城风雨，一批又一批东林党人的徒子徒孙上书大骂皇帝对建虏软弱退让，而崇祯皇帝得知是陈新甲说出去的，恼羞成怒之下，就把陈新甲抓起来砍了。

    陈新甲的结局说冤枉，其实也不冤枉。但是耿如杞在历史上的死，确实是比较冤枉。

    耿如杞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先任户部主事，再任兵部郎中，最后在遵化兵备副使的任上被免官。

    原本历史上，崇祯改元之后，直接起用耿如杞为山西巡抚，后来因为崇祯二年冬季后金军入侵京畿，耿如杞带兵入援京师，山西兵粮饷不继，遇敌即溃，耿如杞被捉拿下狱，最后斩首。

    但是在这一时空之中，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改元大赦之后，只是根据吏部的建议，起复耿如杞在兵部做了职方司郎中。

    如今让他到了浙江布政使司当右参政，一来是根据历史上他的人品和生平事迹提拔使用他，二来也是给之前立下过大功却没有得到升赏的牛聚明，腾出职方司郎中的位置。

    这些人按传统的标准看，的确是难得的人才，而且在朝堂之上也有官声民望，作为皇帝你不提拔使用，显得你不重视人才，不懂得识人善任。

    然而要用他们，却也不能像在历史上的崇祯皇帝那样病急乱投医、急来抱佛脚，听了朝臣推荐，觉得耿如杞可用，就立马把他从一个免职闲住的前遵化兵备副使，直接破格超擢到山西巡抚的任上。

    结果不到两年，又因为他约束不了山西镇的溃兵，崇祯皇帝大失所望之下，就又听信了朝臣之言，将之下狱处死。

    照这样用人，不管有多少人才，到最后也一样会搞得无人可用。

    除了这些历史名人的任免之外，由于嘉善县城被屠阿丑等乱贼大掠一番之后放弃，而原本的县令也已经自尽，因此也需要任命一位县令。

    对此，崇祯皇帝大笔一挥就把任职内阁中书舍人不久的新科进士王章派了出去。

    这个王章在明末的历史上以有治才而著称，想来也能够担当其恢复嘉善民变之后乱局的重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