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之所以心心念念地希望武备院搞出口径大、射程远而且重量还要轻的火炮，是因为他不光惦记着眼前的这些敌人，而且还惦记着将来的敌人。

    至于眼前的敌人，就拿眼前已有的实力来说，若是能够全力以赴，扑灭西北的流贼，问题并不大。

    即便是东北关外的建虏后金国，按照眼前的势头，再埋头发展几年，消灭它们也不是什么难题。

    问题是，消灭了这些敌人之后，即将到来的敌人却更为凶恶，比如罗刹人，二十年后就会出现在黑龙江北岸。

    到了那时候，大明朝眼前的军备水平，就不是那个贪得无厌的罗刹国的对手了。

    落后就要挨打，这话真的是一点也没错。

    而要保持不落后，那就必须始终保持进取心。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不断地给武备院赋予任务、施加压力，就是要让他们始终保持进取心。

    历史上崇祯十五年，黄台吉率领大军围困松山半年之久，而最终之所以能够攻陷松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满清军队之中也铸成了重达四千多斤的红夷大炮，并且把红夷大炮千辛万苦地运送到了松山城外。

    而原本历史上的松山城，又没有像现在这样修筑前出城外的棱堡，所以当建虏的数十门红夷大炮运到战场之上两天后，松山城就被攻陷了。

    已经巍然屹立数十年之久的宁锦防线也就此失守，从此，建虏距离大明的京师，就只剩下了一个吴三桂把守的山海关。

    这一战中，建虏最大的凭借，就是把重型红夷大炮用于攻破坚城。

    然而仅仅数十年后，当满清八旗军与更加遥远的北方南下的罗刹人相遇时，数千人乃至近万人围攻一个小小的雅克萨城，却久攻不下，而城中的罗刹人不过才数百个而已。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满清入关之后考虑到火器威力太大，而汉人人口又太多，所以不敢发展和推广火器，仍然坚守骑射乃满洲根本的老路，禁毁了大部分野战火器，只在险关要隘之上部署了城防型的红夷大炮，而且火炮的铸造水平也是急剧下降，越来越笨重不说，威力还越来越小了。

    虽然入关才短短几十年，面对罗刹人为数不多的十二磅炮，居然毫无办法。

    眼下这位崇祯皇帝如今想要极力避免的，正是这种军事技术上的不思进取与停滞不前。

    后来的满清皇帝们到底在担心些什么，他心里一清二楚，所谓的满汉一家不过是说说罢了，满洲贵族从来没有把汉人当成一家人，而这一点也是明亡两百年后中华民族悲剧的根源所在。

    当满清的皇帝们像防贼一样防着汉人百姓，防着汉军以及绿营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把先进的火器装备给这些归根结底是汉人的军队呢？

    不管是满清的康熙皇帝，还是乾隆皇帝，他们当然都是知道西洋火器之犀利的，因为他们本人都收藏了不少当时十分先进的燧发火枪。

    这些满清皇帝到承德避暑山庄的围场打猎的时候，常常一天能打死上百头甚至几百头鹿或者兔子，靠的根本不是他们自我夸耀的什么骑射本事。

    因为他们所依赖的，正是西方殖民国家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各种先进燧发火枪，所以他们当然知道，这些火枪比之军队装备的继承自明朝的那些火绳枪要厉害得多了。

    如果他们能够像明朝的那些被他们说得像猪一样的皇帝们那样，让民间或者朝廷的能工巧匠进行仿制，然后装备军队，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华夏悲歌。

    这还不光是野蛮愚昧的问题，因为这些满清皇帝几乎完全就是出于私心，出于保住满清江山的考虑，而刻意地在阻止西方先进火器在中华大地上的普及，刻意地在推行愚民政策。

    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普及先进火器，或者只是普及有关先进火器的知识，他们这些通古斯异种向来夸耀的所谓满洲骑射，屁都不是。

    世界上首先造出了连珠铳的火器天才戴梓在康熙年间的遭遇，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而在这个问题上，崇祯皇帝却是完全不在意的，明朝之前的其他皇帝，也很少在这个问题上有私心的。

    其一，明朝政权法统的确立，是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历代王朝得天下之正当，还没有比得过明朝的。

    其二，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朱元璋是个汉人，所谓的淮西布衣出身，所以明朝的皇帝们在种族问题或者民族问题上，他们没有满清皇帝那样狭隘，有那么多基于种族或者民族身份的私心杂念。

    后世的满清统治者为什么做出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卖国举措，签了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卖国条约，完全就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些祖先来自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的满洲权贵们，没有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华夏子孙，与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是一条心。

    他们唯恐汉人得了势他们就倒霉，所以到了最后，也才有了慈禧老妖婆那句“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名言”。

    这一次，崇祯皇帝一行在八里桥简单吃了午饭，向毕懋康、孙元化等人，交代了武备院今后的几项重点任务之后，带着随行人员，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八里桥，回到了通州城。

    一行人在通州城里停留了一个时辰左右的时间，崇祯皇帝分别抽空接见了三拨人。

    一拨是衙门同样设在通州城中的户部仓场总督南居益，及其手下属官，向他们布置了以市价继续大量收购储藏京畿之地粮食、布匹等物资的事宜。

    在明末天灾人祸频发的情况下，粮食布匹等物资永远也不能嫌多。

    另一拨是农事院的徐骥和王征等人，接见的时候对他们这些人以及农事院近一年来的表现，狠狠地勉励了一番，告诫他们再接再厉，利用成立一年多来辛苦树立起来的好名声，向着北直隶以外的其他地方如山东、徐淮、河南等地，继续推广玉米、番薯、土豆等新型高产农作物。

    最后一拨，则是集中接见了目前身在通州城内以及城外附近的西洋夷人，其中有罗如望、熊三拔、罗德里格斯、迪亚士，以及汤若望、安东尼奥-德-卡波等人。

    接见的时候，崇祯皇帝问这几个人，如果有什么要求想向他提出的，现在就可以提出，皇帝能够答应的，一定会答应他们。

    而其中罗如望、汤若望、熊三拔这些传教士提出了想在通州附近购买土地以便建设教堂、居住传教的要求，崇祯皇帝略一考虑，就答应了。

    但是，他也趁机附加了三个看似简单的条件：第一，西洋人在大明领土范围内购置土地或者房屋安居，必须当地居住生活三年以上。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后世中国人自己想在北京买个房子落个户口，还得工作上几年纳税几年什么的，别说你是外国人了。

    第二，凡是泰西诸国传教士者，必须翻译一本以上西洋科学著作，在大明公开出版或者献给朝廷。

    第三，非传教士者的泰西诸国之人，要在大明领土范围内购置土地或者房屋经商居住，必须有在大明朝廷或者军队之中任职或者服务的经历。

    这几个条件符合人之常情，所以崇祯皇帝一提出来，这几个人虽然面面想去，但也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再说这几个条件，与之前朝廷的答复相比，已经算得上是很开明的了，而且他们这些人基本上再过一段时间也就够了。

    至于罗德里格斯、迪亚士、安东尼奥-德-卡波这几个商人、水手、退役军官出身的红毛夷，提出的要求与传教士大不相同。

    他们希望可以在京师以及京畿之地经商，乃至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开设厂矿。

    比如罗德里格斯提出想要经营葡萄牙与中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而卡波和迪亚士则想要在八里桥开办自己的火药厂。

    这些人从濠镜澳来到大明京师少则半年，多则一年，虽然目前都在为大明的朝廷服务，但是始终还是没有忘了前来大明京师的那颗发财的初心。

    对此，崇祯皇帝想了想，也都同意了。

    不过条件当然也是有的，第一，泰西诸国人等，在大明领土之内，不管是经营进出口贸易，还是开设厂矿作坊，将来交易的对象只能是大明的朝廷和朝廷授权的商家。

    第二，泰西诸国人等，在大明领土之内，不管是经营进出口贸易，还是开设厂矿作坊，除按市价购买商铺、厂矿所在土地之外，根据经营军用或者民用物资的区别，还必须要接受十税一或者五税一的税率。

    对于这个时代的泰西诸国来说，经营商业要缴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

    再说，对方是大明朝的皇帝，金口玉言，也容不得你反驳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人来到大明京师这么久，也总算是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复。

    而眼前这个皇帝给他们的印象，比起他们之前所见过的其他东方国家的君主，已经算是开明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