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的流贼当然也是大明朝的心腹大患，不过对崇祯皇帝来说，他担心不是流贼的上山，而是流贼的流窜。【】

    如今陕西的流贼进入了山西，而且还进了吕梁山，虽然人多势众，但是对大明朝上至朝堂下至地方的威胁和破坏，却也是降到了最低。

    上了山的流贼，只能算是山贼。

    吕梁山方圆广大，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朝廷的官军虽然轻易攻不进去，但是进了山的流贼如今却也轻易没法出来。

    对崇祯皇帝来说，这虽然不是最好的结果，但却也在他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了。

    毕竟如今这个大明朝依旧四处跑风漏气，需要操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崇祯皇帝在心中定下了当前朝廷在战略上的优先方向之后，很快就命令军机大臣孙承宗代表皇帝本人，再一次出京去巡视蓟镇边备情况，包括编制员额是否满编，军械物资是否充足，军卒粮饷是否如数发放，城池防务是否完备，边镇将领是否得力等等方面。

    特别是这一次，崇祯皇帝还让孙承宗在巡视了蓟镇边备之后，前往塞北查勘热河堡、八里罕、营后屯、三座塔等塞北战略要地的防务情况，并且授权他携带着大量的钱粮物资，去会见归附大明的那几个塞北蒙古部落的首领。

    五月初六日，端午节刚过，崇祯皇帝在紫禁城武英殿之中再次召见军机大臣孙承宗，以及随同孙承宗一同前往的兵部、理藩院、锦衣卫、东厂等衙门的人员，向他们交待各类注意事项之后，亲自将孙承宗等人送到了午门之前。

    崇祯皇帝原本想要亲自去巡视一遍京师北部的蓟镇边备，如果有可能的话，他还想亲自去巡视一遍蓟镇东面的山海镇和西边的宣府镇，然而这个想法刚一提出，首先就遭到了身边人的反对，继而又遭到了军机处的反对，然后是内阁阁臣和得知这一情况部院大臣的反对。

    所以，这个想法还没有正式提出来，就很快被围绕在身边的所有人给否决掉了。

    包括在宫内拥有一定发言权的天启帝遗孀懿安皇后，以及自己的中宫之主皇后周氏，都是他再一次出巡边关的反对者。

    在她们眼中，出巡京畿之地比如通州、昌平，乃至居庸关，都没有什么问题，毕竟外面还有长城一线宣府、蓟镇、山海关的驻军，即使突然之间有了来自塞北草原上的威胁，一时半会儿也打不进关内，皇帝有充裕的时间回到京师城中。

    而一旦皇帝去了长城一线，甚至还有可能要前出到关外去，去巡视那些孤零零地矗立在塞北草原上面的堡垒，也就等于失去了长城关山要塞的保护，安全上也就没有了保证。

    她们的担心，以及一些朝臣的担心，虽然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看来有些可笑，但是最后想来想去，他还是放弃了此时的出行，改由孙承宗带着人马替自己前去。

    毕竟在这个时代的多数人眼里，长城以北都是苦寒蛮荒之地，是各种野蛮民族游牧和出没的地方，皇帝去那里就等于是将自己置身于险地。

    事实上当然不是如此，后世的冀北、东北和内蒙，都是人口稠密，商贸繁盛，工农业发达的地方，虽然冬季严寒，但是每年的四月到十月，还是非常适合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而在十七世纪的这个时候，这些地区的环境，还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污染和破坏，也没有伐木业、工矿业的过度开发，单论自然环境的话，肯定是要比关内的许多地方，至少比山西、陕西、河南、山东这些连年大旱的地方，要更加适宜生存和居住。

    不过，在崇祯皇帝的后宫之中，也只有兰妃海兰珠一个人会认同皇帝的想法，其他人完全局限在自己的眼界里，即使皇帝苦口婆心地对她们说起这些地方的风景怡人、土地肥沃，以及“棒打狍子瓢舀鱼”的情景，她们也无法理解。

    无法理解的，还有许多没有到过关外的朝臣们。

    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大明朝，之所以错失了大航海时代千载难逢的良机，固然有大明朝是大陆国家以及农耕文明所具有的那种保守性格，但是也与大明朝的朝臣们眼界不够开阔有着很大的关系。

    眼界不开阔，见识就不行，就总是局限在大明朝的内部，甚至只是局限在朝堂之上，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斗来斗去，把大多数人的聪明才智都浪费在内耗上面了。

    这个问题从张溥和李信两个人跟着姜曰广出使朝鲜之后的表现来看，就显得非常鲜明了。

    李信自然不用说了，在原本的历史上，基本上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都用在了辅佐李自成埋葬大明朝的“事业”上了，他对李自成大顺军的贡献越大，自然对华夏文明的伤害也就越大。

    这一世，他在崇祯元年的恩科之中被录取为进士，然后又被皇帝钦点为中书舍人，眼界与过去自然是大为不同。

    在与崇祯皇帝的接触之中，在对大明朝政的观察之中，同时也从崇祯皇帝多次到军机处和武英殿中的谈话之中，李信的眼光也早就从大明朝治下士绅阶层与佃农阶层的压迫与反抗上面，提升到了大明朝与后金国的战争上面了。

    这个层面显然要比大明内部士绅与佃农之间的压迫和反抗，要更加宏大，也更值得为之奋斗。

    毕竟在这个时空之中，此时大明朝与塞北的蒙古诸部，以及与辽东的建虏后金国之间的斗争有着华夷之辩的背景，是汉人与蒙古鞑子以及女真鞑子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斗争，这样的格局岂不是比局限在内地，纠结于无地农民与士绅地主之间的斗争，也宏大得多了！

    在军机处大半年的舍人生涯，让李信的眼界与见识大为开阔，而且在崇祯皇帝的刻意引导之下，也跟牛聚明、沈廷扬等其他十多个中书舍人一样，成为了一个朴素的华夏民族主义者。

    虽然在他们的认识之中，并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看待和处理问题的立场与态度，已经开始用以汉人为主体的华夏民族的利益来权衡了。

    这在后世当然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常识，但是在遥远的十七世纪，即使当时已经开始走在世界前列的西方殖民列强，也还没有真正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而中国人更是经历了辛亥革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这期间倭奴日寇长达几十年的不断凌辱侵略，才总算是形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才算是觉醒起来。

    崇祯十七年之后，满清军队入主中原，而人口过亿的汉族人居然被人数不到百万的女真人征服，并且最终接受这个野蛮异族的统治，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族主义意识的缺乏。

    虽然自古以来就有华夷之辩，在一部分较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们心中也有华夷之防，但是放眼当时的整个天下，真正形成了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怀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否则的话，人口如此庞大的汉族，又岂能被人数只有自身万分之一不到的女真人所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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