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副标题：《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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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于1937年的波士顿，那个时候大萧条的余波仍在全世界荡漾，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逐渐逼近。可以说，我们美国人正处于一个彷徨无措的十字路口。

    不过我的童年过的十分愉快。我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医生，所以他既不用上战场还让我们家过上足够优渥的生活。我的母亲开了一个小小的音乐学校还给学生补习拉丁语，她也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的父母都是很爱孩子的人，但是他们白天都很忙。所以陪伴我的除了保姆之外，就是那台威斯汀牌的收音机。那个奇妙的大箱子里面不但有小人给我唱歌，教我识字，督促我刷牙吃饭睡午觉，还为我讲故事。

    所以我们这些三、四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就成了“收音机一代”。尤其是二战开始之后，父亲们上了战场，母亲们去了工厂，孩子们全都是被保姆或者托儿所和收音机抚养大的。

    我特别喜爱的当然就是那些年正在连载的《哈利-波特》。这对孩子来说那当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虽然我那时候搞不懂为什么大反派“锐地魔（Redmort）”弗拉基米尔-维萨里奥诺维奇-拉斯普京那么坏，一定要破坏巫师界的千年传统，还要清洗掉所有反对他的巫师。但是那个故事仍然深深地吸引着我。

    而我也知道了《哈利-波特》的作者是一位来自神秘东方的大文学家。

    我的父母在周日上午会带我去教堂，那当然不怎么有趣。不过到了中午我们就会去看电影，那可是我一周最开心的时间，不但能吃到爆米花冰淇淋，还能看一部最新上映的片子。尤其片头出现一个坐在月亮上钓鱼的男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肯定是一部非常有趣的电影。

    一般来说，我的父母每周要进行几次社交活动。周日在看完电影之后会和他们的朋友们一起去Mahjong Club。波士顿这边的Club很贴心地提供托儿服务，所以他们每周都带我去。

    他们在和朋友们打麻将的时候，我和其他孩子一起在玩麻将积木，那真的是非常愉快的经历。所以直到现在我仍然给我的孙子们买麻将积木，这确实是一种很有效的益智玩具。

    《哈利波特》、梦工厂和麻将有什么联系呢？当然是有的。

    我十岁就知道这三者都出自一个人的手笔，那就是袁燕倏先生。那个时候二战还未结束，就连袁先生也在中国为他的祖国战斗，但是他仍然在创作连载。（笔者注：这条时间线上的二战肯定要打到1947年之后的。）

    纵观二十世纪美国流行文化，很多地方都和一个中国人密不可分，甚至猫王和甲壳虫最早签约的公司都是梦工厂。

    这也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一个黄种人能这么深远地影响美国文化呢？

    这就像日后新几内亚的朋友耶利问我的问题一样，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幸运的是，当我在1966年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医学院的教授一职的时候终于有了机会当面向袁先生问这个问题。

    说实话，当我第一次接到袁先生电话真的非常激动，而当听到他邀请我去袁氏庄园打麻将，我差点晕了过去。

    当时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会注意到我这样的生理学教授，难道他会关心我在新几内亚的鸟类生态与演化行为的研究吗？

    等我见到他的时候发现他真的十分关注生理学的最新发展，而且对于这个学科有着非常深入且精辟的见解。他还鼓励我往人类学方向发展，这确实让我确定了将来的研究方向。

    我原本以为爱因斯坦先生说的没错，袁先生的才智足以让他成为任何一个学科大师的天才。但是接触过袁先生，我才发现爱因斯坦说错了，袁先生本来就是人类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在很多学科上面都有着常人难以达到的成就。

    当我在麻将桌上向他提了这个问题。他很平静地告诉我，不是他刻意要影响美国文化，而是美国文化正等着他来影响。

    比如说麻将。实际上，二十年代的美国人正在等待着一种类似的娱乐方式，而袁先生和他的麻友们只不过是恰逢其时罢了。

    禁酒令的实行，城市化的深入，中产阶级的崛起让美国人需要一种兼具社交性、娱乐性和仪式性的室内娱乐方式，而麻将正迎合了这种需求。

    如果早十年或者晚十年，麻将是不可能很快地在全美国流行开来的。

    当然，名人的示范效应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早一批的麻将爱好者几乎都是纽约名流和华尔街的金融从业人员，这给麻将打上了高智商的标签。

    而哈丁总统夫妇对于麻将的爱好经过新闻媒体的宣传也变得家喻户晓，华盛顿的贵妇们都以到白宫陪第一夫人打麻将为荣，这也让麻将成了上流社会的标志。

    麻将是这样，袁先生写的拍的电影也是这样。

    就像袁燕倏先生说的，就是一头猪站在风头上也能飞起来，何况是他的作品都相当因吹斯听。

    其实，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优秀的娱乐产品都是一种相当稀缺的资源。这应该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之一。

    人类社会产生了这些娱乐产品，反过来这些娱乐产品形塑了人类社会。

    我希望使读者相信，历史并不“就是一个又一个讨厌的事实”，就像一个愤世嫉俗者说的那样。的确存在着适用于历史的广泛模式，而寻找对这些模式的解释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

    今年也就是1994年是袁燕倏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把这本书献给这位深刻地影响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伟大人物。

    ——节选自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电影与麻将》前言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