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刘曜才刚率军离开平阳，便有一队人马自北方络绎而来，随即听说平阳内乱，为首之人不惊反喜道：“天意如此，赵王合为天子！”

    此人名叫王修，本是石勒幕中从事中郎，石勒既称赵王，即命王修往送上奏于平阳。王修虽然不敢拒绝，心中却难免忐忑，生怕刘聪或者刘曜一怒之下，会直接取下自己的首级……因而不敢直向平阳，却先绕路前往晋阳，去恳请石虎派军相护。

    石虎得闻石勒终于称王，不胜之喜，即命参军晁赞率五千兵马，护送王修直至西河郡的中阳县，并说：“晁参军即留中阳，倘若刘氏敢害赵王使者，便直下平阳问罪，我亦当率大军来合……”

    随即冷哼一声：“倘若王中郎遇难，我便以事急不及禀报之由，专断而下平阳，诛除刘氏！如此一来，赵王再无疑虑，合为天子矣！”

    王修听了这话，就觉得脊背上一阵阵发凉，心说难道你是盼着刘聪、刘曜砍我的脑袋吗？那你就有借口攻打平阳了……只是他不敢违抗石勒之命，更不敢忤了石虎之意，只得战战兢兢，率使团继续南下。

    直到与晁赞分手，进入平阳地界，才突然听到传言，说刘曜谋篡，正与天子在平阳城内大战，只不过城门锁闭，难以进出，所以讯息很混乱，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占据了上风。王修于是大着胆子，靠近大夏门喊话，说襄国的使者，来谒……朝廷。

    他也不知道大夏门是谁掌着呢，所以含糊其辞，不说来谒天子，或者来谒雍王。

    守卒报于刘虎知道，刘虎便登上城楼，与晁赞对谈。晁赞认得刘虎，忙问：“传言城内方乱，不知其情若何？楼烦公可肯明示么？”

    刘虎也不过脑子，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刘曜谋叛，天子方晋我广平郡王，使我讨伐刘曜，正在激战，未免乱党蹿逃，城门绝不可开。既是赵公的使者，待我缒下箩筐，接君进宫，去谒天子。”

    说着话就把箩筐给放下来了。

    王修心说傻瓜才在这个节骨眼上进城呢，不是自寻死路吗？再一琢磨，也好，那我就能以京城方乱，四门紧闭，难以面谒天子为辞，平平安安地回禀赵王去了。于是只将石勒的奏章置于筐内，自己却朝城上拱手，说：“既然刘曜作乱，何以不召上党公（石虎）前来护驾啊？臣当急归太原，禀报上党公知晓。”

    于是刘虎便将奏章扯上城头，再遣人送入禁中，去上呈刘聪。

    刘聪这会儿正喝得醉醺醺的呢。他虽一时振作，想要彻底击败刘曜，但却损兵折将，被迫退守宫禁。郭猗死节还则罢了，关键他一大群儿子，于乱战中又挂了两个，包括刘恒等六七人还都被刘曜使人所劫，目前生死不明。刘聪为此深感烦闷，加上连续几天没怎么喝酒，导致头疼欲裂，四体皆软，自感再也无力上阵了。

    好在左车骑将军乔泰此前为刘粲返归平阳传信，被刘曜留在城中，听闻乱发，急入禁中来护刘聪。刘聪乃将守护宫禁之责，全都托付给了乔泰，自己返归寝宫，命人筛上酒来，一边喝一边自我安慰道：“且待吾儿率军归来，必杀永明那贼！今日只饮三杯，等太平后，再可开怀痛饮，以庆功成。”

    说是只喝三杯，但这一沾了酒气，那就再也控制不住了，一杯接着一杯，狂喝个不休。正当刘聪颇生醉意，感觉头脑昏沉之时，宦者来报，说赵公遣人送来上奏，楼烦公——其实还没有正式晋升刘虎呢，刘虎跟王修完全是自说自话——相助传入宫禁。

    刘聪单手接过上奏，冷笑一声道：“那羯奴又有何话说？倘若彼肯从命，何至如此啊？朕但召石虎自晋阳而来，又岂惧永明？”随即“啪”的一声，将奏书展开，醉眼惺忪，一目十行，不禁气得是满面通红。

    刘聪当场就把这份奏书给狠狠摔在了案上，破口大骂道：“羯奴无状，岂敢僭称王号？本为永明私授，朕尚未答允，彼便急不可耐了么？！城内城外，俱是一群乱臣贼子，朕必当逐一殄灭，取诸獠髑髅做盏……”

    才刚骂了几句，猛然间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仰天便倒，就此人事不知了……

    倘非乱发之时，又不是刚喝多了酒，刘聪得见此奏，未必会如此的暴怒，他肯定会考虑要怎样才能把坏事转化为好事，是不是能够用石勒来制约刘曜。但连日激战，心力俱疲，又加心伤诸子之死，酒也喝多了点儿，再见如此上奏，未免热血直冲顶门，当即厥倒。

    中医称此为“卒中”，按照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明确多啦——刘聪脑血管爆了。

    一厥之后，无可再醒，宫中后妃、宦者们俱都手足无措，急忙遣人往报乔泰。等到乔泰与十数名藩王、重臣急匆匆赶到榻前的时候，刘聪已然断气，一暝不视了。

    诸臣亦皆惊慌——怎么皇帝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挂了呢？正当平阳动乱之际，宫内人手纷杂，兼之无人掌事——光皇后就有靳氏、樊氏、宣氏、王氏四位，平起平坐，而且还都正当妙龄，不足二十岁——这消息根本就封锁不住啊，一旦为将士所知，士气必堕，倘若刘曜趁机来攻，哪里还能守得住？

    还是乔泰相对镇定，对同僚们说：“为今之计，只有暂弃平阳了。趁着楼烦公尚且控制大夏门，我等当卫护天子灵柩，并持国玺，急奔皇太子处，请其践位，如此，方可安定社稷。”

    于是急用锦锻缠裹刘聪尸身，抬上马车，于宫中搜得传国玺及六玺，乔泰等护定了，便急出宫，往大夏门而来——为怕行动迟缓，闲杂人等，一概不带，当然也包括刘聪一大群的后妃，不论如何跪拜哀哭，乔泰皆不许从行，只说：“待皇太子复归平阳，自然救护君等。”

    刘虎守备大夏门，尚在懵懂无知，忽闻乔车骑率数千军匆匆而来，不禁疑惑，心说难道是宫禁失守了么，还是有情报刘曜要将主力来攻我，故而天子遣乔泰来援？急忙下城相迎，乔泰抓着刘虎的手，带他来到马车前面，掀开车帘，观看了刘聪的遗体，随即便将自己的谋算备悉道出。

    刘虎大惊失色，无奈之下，只得依从乔泰所请，点集兵马，与之相合，打开大夏门，急往西方遁逃——打算绕远一点再南下，去寻找刘粲所部。可是走了一程，再看起初跟随的十数名臣僚，竟然悄无声息地跑了一多半儿，光剩下乔泰和司隶校尉乔智明，以及刘聪几个儿子了……

    刘虎一琢磨，这皇帝都已经挂了，我还跟着干啥？既失平阳，刘粲丧败之师，未必还能打得过刘曜啊，我若继续跟这条破船上呆着，说不定就要相伴而沉哪。左思右想，为今之计，只有去投石虎了，于是便在黄昏宿营之时，突然间召集部众，也不跟乔泰打招呼，急向北方遁走。

    乔泰派人追将上来，询问刘虎的去向，刘虎乃道：“我当急往晋阳，召上党公南下相助，如此才有望击败刘曜。”头也不回，瞬息便跑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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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刘曜率军才入襄陵，突然间接到刘岳等人传来的书信，说刘聪已死，禁军已降……就仿佛身陷泥淖，几乎没顶之际，突然间不知道从哪儿伸过来一只援手，刘曜几乎是喜极而泣啊，当即望天拜祷，说：“天不绝我，亦不绝我皇汉国祚也！”

    急忙折返平阳，刘岳等人已然控制了全城，未能跟随乔泰、刘虎遁逃的禁军乃至百官，全都俯首而降。只是刘岳搜索宫禁，却既不见刘聪的尸体，也不见国玺，询问宦者，才知道是被乔泰护送出城去了……刘曜闻此，不禁黯然，说：“若刘粲复得玉玺，名位既定，孤便无可奈何了。”

    台产建议说：“为今之计，大王只有急拥代王登基，或自践位，封石勒赵王，并请石虎率军来援，方可与刘粲一战。”

    刘岳在旁边插嘴，道：“方才审问内宦，云天子之崩，乃是因为接到了石勒的上奏之故——石勒已于襄国僭称赵王了！”

    台产不禁语塞。羊彝忙道：“石勒只是僭称赵王，而非赵帝，且其遣人上奏平阳，则仍肯尊奉皇汉正朔明也。若彼应援刘粲，我等俱无孑遗，若彼应援大王，则刘粲不足惧。臣以为，石勒素与大王相善，而不值刘粲，倘若刘粲得玺践位，而大王仍是皇汉臣子，石勒即欲相助，名亦不正；若大王践位，则可望得并州兵来合矣。

    “因此大王当急登极，宣告天下，刘粲为逆，遣使前往襄国，请石勒西上勤王，并致书晋阳，先使石虎率师来救……”

    刘曜沉吟道：“石勒既僭号，则其野心不问可知……若召彼叔侄相救，无异于开门揖盗……”

    羊彝规劝道：“大王，今日之势，即知是鸩毒，恐怕亦只能饮了——难道甘心落于刘粲之手么？”

    正说话间，众军扶持着太师、汝阴王刘景匆匆而来。

    两个刘景，其太宰、上洛王，已然死于平阳乱战之中，另一位刘景因为出外祭山，幸免于难，听说平阳乱起，急匆匆赶回来，但却被堵在城门外，直到这会儿才终得入城，与刘曜相见。他一见面就问：“天子驾崩及乔车骑逃蹿之事，我已知矣，但不知雍王作何打算哪？”

    刘曜乃道：“我意拥代王登基，绍续帝业，再召并州军来援……然而传国玉玺为乔泰夺取，恐将落于刘士光之手，不知如何是好，还望太傅教我。”他当然不能跟刘景说，我打算自己登基践祚，因此仍然还是打刘恒的旧牌。

    刘景略一点头，说：“国家丧乱，乃至于此，根由都在刘士光身上，彼自无才绍继光文皇帝与大行皇帝之业。只须雍王不起篡意，善辅幼主，自能徐徐收拾人心，或可再定社稷——玉玺有无，非关紧要，曩昔光文皇帝在时，哪里来的玉玺啊？”

    传国玉玺，上刻八字，云“昊天之命皇帝寿昌”，据说是秦得和氏璧，磨制而成（就璧、玺的不同形状来看，此说极不靠谱），世代传承，作为天子的象征。但日常下诏命并不用此玺，自汉以来，即有所谓“六玺”，分别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和天子信玺，功用不尽相同。

    传国玉玺只有一枚，理论上六玺也只有一套，但刘渊初起之时，哪来的此七玺啊？只得自制六玺而用。其后刘曜等攻破洛阳，搜得诸玺，送至平阳，这回又被乔泰给掳走了。

    故而刘景之意，玉玺有无，无关紧要，想当年刘渊在时，一枚也无，不照样做皇汉天子么？如今洛阳的晋廷，同样一枚也无，也没见晋臣如裴该、祖逖等，因此而不遵其命啊。

    于是刘曜得了刘景的首肯，便即连夜安排，翌晨拥代王刘恒登光极前殿，继位为君，下诏大赦天下，唯刘粲及其党羽不赦。暂不改元，先谥刘聪为昭文皇帝，庙号高宗。

    以刘曜为大单于、相国，总理军国重事；以刘景为丞相，加单于左辅；刘岳为大将军，刘干为大司马，呼延谟为骠骑大将军；王鉴为太傅、录尚书事，崔懿之为太保，领中书事；台产为单于右辅，羊彝入省为尚书。此外，还特赦范隆、王延，复其原职。

    前太尉范隆、金紫光禄大夫王延，曾经跟随刘乂兴“清君侧”之师，事败后被押归平阳，罢职闲居，等到刘粲得为皇太子，即将二人下狱，暂不及杀而已。刘曜进入平阳之后，释出二人，还欲重用，却为刘聪所阻，二人便只得继续跟家里吃闲饭——好歹比在牢狱之中，要舒服一些吧。

    然而此番刘曜以新君的名义，欲用二人，范隆欣然应命，王延却坚不肯受，说：“统绪二分，吾在家中，不明真伪，但知天子是为雍王所逼，方始晏驾。既如此，吾又岂能受雍王之命哪？除非国家归一，舆归大行皇帝灵柩，起山陵而葬，新君明赦雍王之罪，吾始可应征。忠臣不立乱朝，雍王幸勿相逼。”

    刘曜无法，只得由他。但羊彝却因此而暗恨王延，隔不多日，便密使人用鸩酒把王延给毒害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