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远至大司马府拜谒裴该，裴该乃亲出中堂相迎。

    虽然占据了整个关西，动用了很多手段，裴该仍嫌麾下人才不足——这是因为雍、秦二州人口相对稀少，至于读书人那就更少了，虽然通过以《姓氏志》来哄抬关中豪门的身价，诱引彼等出仕，进而又让他们跟关东世家子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考试入选，真正能够入大司马法眼的，却也不多。故此除裴嶷外，裴氏各支子弟论能力都不过中平而已，裴该也不得不陆续委以重任——终究家底厚啊，基础打得要比别人牢靠些。

    故而他一方面把手伸向河东乃至河南甚至于江左等地，广揽俊逸，一方面想把徐方旧吏也陆陆续续调到关中来——好歹相从于微末，那会儿自己还有精力手把手地教他们做事，如今大多成长为可用之才了。

    因此虽然跟熊孝文相处时间不长，既为旧吏，裴该自然不能不屈节相迎，以笼络其心——调动熊远，也是他收拢徐方旧吏的第一步，打算除卞壸、郗鉴、苏峻、卫循外，全都给接过来。尤其熊远不是一般的喷子，也有理事之能，起码有学习和实践的动力，当初在彭城开矿、铸钱、制造兵器，对于北伐成功颇有助力。既如此，又岂可不善待之呢？

    遂将熊远接入正堂，对坐谈话，先问了问徐方之事，与朝廷所委新员交接的经过，继而又试探熊远——卿归长安，打算就任何职啊？

    其实对熊远的安排，裴该早有腹案，那就是工部。目前的工部掾徐渝是个纯粹的技术官僚，要他监督工匠们搞发明、造器械，乃至于开山、掘渠，他是一把好手，但对于整个部门的庶务管理，却搞得一塌糊涂。裴该打算让熊远当徐渝的副手，在工部搞行政工作，把大梁给挑起来。

    熊孝文对此欣然应命，随即琢磨着正经事儿都说得差不多了，他这才拱手对裴该道：“臣此来长安，陈延思亦同乘而行，愿举荐于明公幕下。”

    裴该闻言，不禁微微一笑：“陈頵？未知其有何能啊？”

    对于洛阳朝廷的动向，乃至于中级以上官吏的情况，裴该自然通过裴诜、荀崧等渠道，打探得清清楚楚，则陈頵曾一度上奏请他还朝，以及最终遭到各方大佬排挤等事，也多少是有所耳闻的。正如熊远所料，裴该并不怨恨陈頵，一则陈頵所言，未必无理，二则么——不过一个喷子而已，我多高身份，干嘛要跟一个喷子置气啊？

    熊远老老实实，将来前陈頵对自己所说的话——主要是解释为什么要上那么一道奏章——向裴该备悉陈述一番。裴该闻言，倒不禁欣悦起来，笑道：“如此说来，陈延思几为孝文之亚匹了。”

    这世上喷子很多，喷得有道理的不多，不仅仅指出弊病，还能提出改正意见来的，那就更加稀少了。听熊远所言，这个陈頵是有脑子的，对于目前洛阳朝中的状况，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而其不问出身，广揽人才，文武皆须考核试用的想法，也跟自己不谋而合啊。

    熊远自谦道：“吾有何能？陈延思之才过远十倍。”

    裴该说既然如此，那就赶紧让他来见我吧。

    熊远拱手致谢，随即先紧着打一剂预防针：“陈延思自以为恶于明公，本不肯从我西来。且今其为群小所谮，难免心怀怨念，既见明公，言辞未必谦卑，还望明公勿罪。”

    裴该笑笑，说：“人既有才，难免骄傲，唯骄而不蔽其目，傲而不失其礼，我又岂能怪罪呢？”没关系，你把他叫过来吧。

    于是便召陈頵入谒。陈延思整顿衣冠，报名而入，到了裴该面前依例参拜，倒也没有什么失礼之处。

    寒暄几句，裴该便说了：“卿既随孝文入关，必有以教我也，我当恭聆教诲。”

    陈頵听得此言，不禁微微一愕，心说人言果然不虚，大司马甚是礼贤下士啊！

    裴该的灵魂终究来自于后世，而后世理论上是讲人人平等的，再加上他做小公务员的时候，就最瞧不上领导摆架子，还要外行指挥内行了。不过随着身份的改变，人的想法乃至脾气也是会随之而变更的，裴该体内本有傲骨，最近也难免更增添了些傲气。

    好在正当用人之际，他知道哪怕演戏，也得摆出副谦恭下士的样子来。否则正如自己对熊远所说，“人既有才，难免骄傲”，越是诸葛亮，越是要等着刘备去顾茅庐，轻易不肯出山，倘若傲以待下，估计招上来的也都是一些马屁精，或者别有用心之辈吧。

    再说还是熊远举荐的，我总得给熊孝文留点儿面子不是么？最关键的，裴该不记得后世史书有记载陈頵其人了——其实有，《晋书》中与熊远等人同传——则贤愚未辨，哪有一上来就先摆架子的道理啊？

    陈頵倒也不兜圈子，当即直言道：“卑愚之辈，何有以教大司马之言哪？唯见大司马行台关中，忽忽数年，变更旧制，实有三得三失也，愿奉芹献。”

    裴该心说古人真喜欢玩儿“三”字——“哦？卿可先言有何三得？”

    陈頵竖起一指道：“大司马所得其一，不问门第，广招人才……”

    其实关中群僚，也不是全都不问门第而仕的，其中有不少都是旧日高门出身，甚至与裴氏有亲眷关系，裴该皆录用之。这一来是因为初起步的时候人才少，又良莠难辨，只能先紧着熟人用；二则高门子弟，尤其是旧日官僚，起码比那些寒门士子经验要来得丰富一些吧，授职任官，比较容易上手。

    大司马三军当中，自然多是从卒伍中简拔的寒门乃至庶民，主要行政官员则仍以高门世家为多。但即便如此，亦有徐渝、路德等在，且裴该还曾经打算任用郁翎来负责商部，则其用人不问门第，唯才是举，已然可见端倪了。

    至于更次一级的官吏，则多数通过上回考试而征得，其中的寒门庶族不在少数。

    陈頵说了一通任人唯贤，不看出身的好处，随即又竖起二指来：“所得其二，行台制度，仿之朝廷，分部任事……”

    原本的行台，只是临时机构而已，体系粗陋，职能残缺，实话说很难统筹方面之政。裴该既更旧制，又新设十二部，职权明确析分，使得结构严谨，减少部门间推诿和扯皮的可能性，确实是让陈延思击节赞叹的。

    因为从汉代直到魏晋的台省，与后世的尚书省不同，尚书仆射与诸尚书品秩相等，且诸尚书虽云分曹理事，其实职权相互交叉，很不明晰。好比后世的国务院，唯尚书令可比总理，仆射则是常务副总理，诸尚书都是副总理，虽然各有分管，却还并不能算是各部委的首长。

    只有确定国务院以下，是各部委，各有其主官，职权才能明析，责任才能分明。

    陈頵说的第三条，是：“兴文教，培育士人；定考试，选用官吏。”前七个字是普天下全都是认同的善举，后七个字则符合陈延思个人的政治理想。

    这所谓“三得”，句句搔在裴该的痒处，他不禁遍体通泰，若饮醇醪。但是随即就说到“三失”了，陈頵道：“第一失，重工商。”

    当时普遍认为，农业是国家第一要务，工商则只是末业而已——当然就社会发展水平来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裴该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力，繁荣经济，奖励工商业，陈延思也认为并无不妥，但问题是——你不能把工商放到跟农业齐平的位置上来啊！

    主要就是裴该解除了一系列对商贾、工匠的禁令，甚至于工、商之家，也能出仕为官——虽然就目前而言，多为小吏——这使陈延思很难接受。

    陈頵道：“工匠习末业，若诚能造器械，有利于农，加以奖掖，还则罢了。商贾逐利，不知仁义，是故历代皆限其服用、居宅，以使人咸知商为贱业，虽一时富有，但朝廷颁诏，顷刻间其家可破。

    “今大司马除其禁令，使商贾皆能着绫罗、居广厦、食膏腴，甚至养宾客，则人必慕之，倘若皆风从为商，田土必荒，是大不利于国家也！”

    这也是老生常谈了，裴该在解除禁令之前，便曾经跟裴嶷等人就这个问题辩论过很久，对此早有应对之策。于是他笑笑说：“卿言商贾逐利而不知仁，我以为未必。如郑之弦高，犒秦师而救国，彼乃不知仁义，且有害于国家么？”

    陈頵反驳道：“败秽之中，偶有芝兰，不足为凭。”

    裴该便道：“则若舍败秽而不顾，即生芝兰，其谁知之啊？我今唯用芝兰耳。”

    陈頵说芝兰你当然可以用啊——“既云考试不问门第，则可驰商贾之家不得为吏之禁，若有才俊，试之可用，即授品秩。唯其它旧禁，不可废弛。”

    裴该正色道：“延思，譬若贫瘠之土，不可为农，唯生稗草，那我是一火焚之，使其抛荒好呢，还是任由稗草生长，可以偶获芝兰好呢？若其滋蔓，自当剪除，使不为害；但若天然设限，过高者锄，恐怕芝兰永不会生啊。

    “历朝所设禁令，是使富者不能贵，然而贵者独能富，卓氏、程郑，终不能与官商比类，由是遂生石崇……”

    市场就这么大，民间资本起不来，官僚资本就会进入，结果是催生出了石崇之类的官商，其对整个商业的破坏相当之大。

    “如卓、程等，终不如石季伦（石崇）害国之甚也。且农耕之家，若止力田，不过小康，凡阡陌纵横者，莫不因侵吞起家。于彼等而无商贾之禁，人不以为贱，难道百姓都会仿效，去侵占他人田产不成么？”

    ——封建时代，等级制度森严，是什么等级的人，就相应什么等级的衣食住行，否则便是逾制。不过对待大地主，却没有象对待商贾那样，有特殊的禁令颁布——虽然也不能跟官吏等同就是了——而且一般情况下，管理得也不严格。

    裴该长篇大论，却貌似并没有说服陈頵，对方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二人当场辩论不休。旁边儿熊远瞧着大司马的脸色有点儿不大好看，不禁心急，赶紧找个机会插话，问陈頵道：“所言一失，亦已阐明，不知其二失为何啊？”你别揪这个问题不撒嘴啊，还是先说下一条吧。

    裴该深知就工商业的问题，想要说服一个古代士人有多么困难，最关键他们毫无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那么既然皇帝与人民不平等，官吏与庶民不平等，则对于商贾更不平等一点儿，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么？于是他也就坡下驴，对陈頵说：“请言其二。”

    人既然不打算就这个问题继续跟你辩论下去了，陈延思也就只好闭嘴。终究上下有别，他也还不到一较起劲儿就九牛拉不回的犟脾气——实话说倘若脾气犟到那种程度，早在当小吏的时候就被人给偷偷宰了，不可能做到侍御史之职。

    啥时候可以说话，啥时候应该闭嘴，对什么人要直言不讳，对什么人要兜兜圈子，这点政治智慧，陈延思还是有的。

    于是竖指道：“其第二失，为民屯。”

    按照陈頵的意思，就应该立刻分给百姓土地，编户齐民，开展生产。他对军屯是支持的，对民屯却意见多多，当下即将民屯的害处逐一道来。

    裴该点头道：“我亦知之，不过权谋耳，比及三五岁，自当尽放屯户为国家编民。此际军用不足，不得以而为之罢了。”

    当然还有一点他没说，那就是倘若直接任由流民返乡，很大可能性会在短期内就变成豪门的佃客甚至于奴婢——江左方面就是最佳的例子——所以才要先用民屯圈一阵子，培养他们互助的习惯和对官府的信赖，进而再利用民屯的盘剥，去资助他们种稳分给的田地。

    对于这一条，两人根本就辩论不起来，于是熊远便问了：“其三失为何啊？”

    陈頵乃道：“其三失，大司马行台制度，仿效朝廷，不知因何独无诤谏之职哪？”

    裴该闻言，不禁沉吟不语。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