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央允许羊彝带走续咸昔日承诺过的财货，以免他遭受刘曜的责罚——刘央是真把羊彝当成“身在胡营心在晋”了，则这样一个重要内应，岂能因为吝惜几车财货就无端丧失啊？但对于所许胡部，却坚不肯与。

    刘央说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分什么晋、胡？刘曜怙恶不悛，窃据一隅，我又岂能将晋之子民拱手出卖于他？即所许财物，是与容叔的，方便就中取事罢了；至于户口，则一丁皆不能与！

    “刘曜若想要，可使他自己来取，我率十万雄师，于此恭候大驾！”

    羊彝无奈，只得辞去，暂且不论。且说他前脚才走，拓跋氏的使者后脚也到了，正是那位拓跋头。

    拓跋头此来，自有缘由——就在晋、赵与平阳、晋阳鏖战之时，辽西地区也爆发了一场大仗，拓跋鲜卑应宇文氏之请，发精骑八千东向，去合攻慕容氏。

    原本各部鲜卑，西部以拓跋为尊，东部以段氏称雄，但自段氏内乱，遂为石赵所破后，东部鲜卑的平衡就被彻底打破了，慕容廆趁机猛攻宿敌宇文，侵夺了大片疆土和数万牧民，还杀死了宇文部的首领莫圭。宇文氏素来与拓跋交好，两族多年通婚，故而宇文逊昵延继位后，就多次遣使盛乐，请求拓跋相助，以除慕容。

    就周边形势而言，其实宇文要远远好过慕容，西面和南面，全都是友邦。只可惜南方的石赵和西方的拓跋乃是敌对关系，则宇文若求援于石赵，便无缘拓跋，若求援于拓跋，则无缘石赵……此前段氏覆灭之战，宇文逊昵延就打算借孔苌之力，彻底击垮慕容廆，谁想石勒志在中原，对于东北方向，只求消灭宿敌段氏，以及维持平衡罢了，故令孔苌不得深入。逊昵延无奈之下，才只得厚赂拓跋，求取增援。

    拓跋部方大败于并州，复经内乱，正在最虚弱的时候，“女国使”祁氏乃贪图宇文的财货，发兵相从。于是逊昵延便即大举东侵，首先击败了慕容廆的第四子慕容仁。

    慕容廆与臣僚商议，北海人逢羡就说：“宇文易与也，唯拓跋兵势不可当，若去拓跋，逊昵延必无所为。将军何不致书大司空，请其相救？但大司空一封书至，或能退去拓跋……”

    于是慕容廆便命参谋阳耽南下，去游说刘琨。刘琨方欲借助慕容之力，东伐崔毖，自然满口答应。他还怕书信往来，缓不济急，于是就派能言善辩的温峤率两千军往援慕容廆。

    两军对峙之时，温泰真乃请拓跋主将相见，当面质问道：“贵部自力微时，即为中国之臣，先单于猗卢受朝廷代王之封，复与大司空约为兄弟，则我等本不应于阵前相见。今宇文党附于羯，是国家之敌，贵部不但不恭行天讨，反贪赂而与之勾结，东犯朝廷疆土，是何道理啊？慕容将军亦受朝廷之命，镇守东北，监护诸狄，贵部又因何而与之刀兵相见？

    “倘若无叛我晋，自当束甲归去；倘若欲叛我晋，而与羯贼合谋，大司空宁亲历战阵，与汝等周旋至死，岂能容先代王一世英名，毁于汝等不肖子孙之手哪？！”

    拓跋将领闻言大惭，乃引军暂退，旋即使人来至慕容营中，申以部族困窘，而“女国使”之命不能违抗的难处。于是慕容廆许诺供输牛羊、粮谷为筹，拓跋军乃欣然而去。拓跋兵一退，宇文大窘，逊昵延亦只得拔营归师。慕容皝率兵从后猛追，宇文大败，伏尸数十里，所附诸部离散，幸亏孔苌闻讯，及时发兵来救，才不至于就此灭亡。

    温峤归见慕容廆，慕容廆摆设盛宴款待，并且承诺，只等秋后粮秣充足，便即发兵与大司空相合，驱逐崔毖，一举而底定平州。温峤也根据刘琨的授意，应允若得平州，即将北平、辽西两郡晋土，交给慕容部代管，并署慕容翰为北平郡守，署慕容皝为辽西郡守。

    消息传至盛乐，祁氏却不以为忤，说：“也罢了，只须得些粮秣，以备冬用，则取之宇文，或者慕容，于我皆无不可。”正好续咸等命人北上通报，说如今我已叛赵归晋，不日便将全得并州，希望与拓跋重申旧盟，请拓跋部收回南侵的诸部。祁氏询之众臣，问续咸之言是否可信啊？关键他是不是真能驱逐石赵势力，底定并州哪？

    各部大人面面相觑，都难以回答。有人说并州归晋正好，咱们此前丧败，实不宜再大发军南下，正好趁这个机会，巩固南方的形势；有人说续咸一介书生，怎么可能打败石虎呢？不如趁着并州混乱的机会，多发兵南下，去好好抢他一票……

    祁氏乃问拓跋头：“汝素来熟悉中国之事，汝又如何说？”

    拓跋头想了一想，便道：“消息不确实，我也不能论断。小人愿意南下晋阳，觇看形势，倘若续咸可以收复并州……或者起码守住晋阳，则实不宜再与其相攻；倘若是石虎占优，甚至于已逐续咸而复晋阳，倒不如假意与他通好，诱使他再南下伐晋，则我等便可趁机抢掠其后了。”

    于是奉命出使，来到晋阳城中，求见续咸。续咸不敢自主，也把他给带刘央面前去了。

    此时拓跋头已知石虎丧败，晋军全面开入西河、太原两郡，因此一见面，就先向刘央表示恭贺，重申前盟。然后他就提出来了：“石虎虽退，乐平、上党，尚在羯贼手中，恐怕还会振戈重来，将军不可不慎啊。

    “如今将军率平阳之军，远征并州，然而太原是大郡，土地广袤，又复遭羯贼蹂躏，恐怕不易底定。我前来时，过晋昌、九原等县，但见人心混乱，士庶迷茫，不知当从晋还是从赵……倘若将军暂时无力继续北上，请以我拓跋部先发兵，为朝廷镇定之，如何啊？”

    刘央闻言，面色略略一沉，说：“好意心领了，但某受朝廷之命，奉大司马将令，追亡逐北，收复并州，自当全始全终，实不劳贵部南下相助。”

    倘若裴该在此，对于拓跋头这一提议，肯定也是会一口回绝的。首先拓跋虽为盟友，终究属于外族，不可能抚爱中原之民，若任由其进入晋地，所过必然大肆杀掠，手段未必会比胡、羯来得温和。历史早有例证，后来“安史之乱”，唐朝向回鹘借兵，回鹘兵进入内地后，劫掠、杀戮便相当之惨，也就比叛军好那么一点儿有限。

    再者说了，土地、人口，授之容易，取之则难，倘若被拓跋南下占据了新兴郡的晋昌、九原等地，他们还肯轻易吐出来吗？

    当然了，刘央终究是一介武夫，想不到那么远，所谓“华夷不并立”之语，虽经裴该反复训导、宣扬，在大多数晋家将吏心中，也是要把长久以来携手对敌的拓跋、慕容等部排除出“夷”外去的。至于唐朝的“后”车之鉴，刘央又怎么可能知道啊？

    他只是在琢磨，我有机会彻底收复失土——早就由刘琨通过朝廷诏命而割让给拓跋的雁门郡等地自不在论——只不过暂时还没空打扫庭院罢了，岂能容许外人入驻哪？自平阳而转战至此，说不上有多艰难，也终究身历百战，殚精竭虑，结果你们拓跋几乎无所呼应，并无尺寸之劳，倒想趁机来夺占土地，抢夺功勋？世上哪有这般容易之事！

    因而当即便加以回绝。拓跋头本来也只是试探罢了，见刘央不从，乃改提它议：“此前先代王南下伐羯，不幸受挫于九原，所携十数万牛羊，俱入贼手。今闻将军破石虎，复掳得这些牛羊，恳请归还我部。”

    刘央心说这叫什么话，你们自己丢掉的物资，自己问石虎讨要去，我们于战阵上所得，哪有再双手奉还的道理啊？正待坚拒，旁边儿续咸插嘴道：“听闻昔日羯贼入于并州，大司空暂退而东，并州百姓扶老携幼而逃入拓跋者甚多。彼等岂不想念乡梓么？唯羯贼在并，不能返乡罢了。如今既然王师已复太原、西河、新兴，还望贵部将晋民归还于我。”

    他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说那些牛羊本是你家的，要我们还，行啊；但贵部属下的晋人，原本可是我国的，你们是不是也该还回来了呢？

    拓跋头无言以对，只得苦笑作罢。他心说看刘央、续咸的表情，听他们的言辞，貌似并州的形势还算稳定，没有假手于外，别求增援之意，而且对土地、户口，颇为贪得。既然如此，我必须得回去向“女国使”禀报啊，暂且勒束部众，不要南下。关中裴大司马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而拓跋部内纷才息，实不宜与之起龃龉……起码我是不想到南边儿来打仗的，那些激进躁动分子，我得想办法把他们全都压制住才成。

    于是就此住口，仿佛此前啥话都没说过一般，刘央见他还算识相，面色稍霁，就此盛摆酒宴，款待拓跋头，同时也为了向他显示：我们物资充裕，兵马强盛，你们这会儿可别来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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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说游遐攻灭虚除部，大致平定上郡的捷报，由长安传至洛阳，内外皆喜。梁芬自从卸职之后，便在洛阳城外金谷涧旁的别墅中隐居，听闻此信，便即收拾行装，启程西归。

    金谷涧附近景色绝美，乃是洛阳郊外的游览胜地，晋初之时，豪贵便多于此处修建别墅，尤以石崇的金谷园最为著名。自从石崇死后，金谷园数易其主，终于在胡军迫近时被一把火烧成了白地。直到司马邺还都洛阳，梁芬从行，于是利用权势之便，夺其旧址，重新加盖，作为自家的重要别业——当然啦，其豪奢程度自然不能与石崇昔日相提并论。

    梁芬当日辞去司徒职务，表面上是说自己年老多病，不能立朝，打算叶落归根，返回老家安定郡的乌氏去。但一来他还想再观察和监控朝局一段时间，继续给梁允、梁浚等人做靠山，二来担心乌氏近戎，不大稳妥，因此“归隐”金谷，迟迟不肯成行。直到虚除部殄灭的消息传来，至此安定以北，暂无大敌了，老家伙才终于束装起行，带着多年来积聚的十数车财物，一路西向。

    比至长安，裴该亲迎入府，与梁芬商谈时局，相处甚欢。当然这并不是说梁老头儿对于政治方面的想法与裴该接近——正好相反，多数南辕北辙——而是如今裴该权势日盛，远非初入长安时可比，即便梁芬亦私下自许为裴氏之吏——不是盟友——故此言谈间每每刻意迎合裴该。

    那意思，反正我也不当官，不管事儿了，那为什么还要直言相谏，或者故作异论，特意惹对方讨厌呢？万一祸延家门和子孙，岂非无妄之灾么？

    居留数日，某天黄昏时分，裴嶷轻车来访。梁芬早就等着他呢，急忙迎入寄居之邸，设宴款待。酒席宴间，二人相互出言试探，都大致上心里有数了，这才摒退众人，燃起烛来，促膝密谈。裴嶷首先就问了：“梁公可知天意否？”

    梁芬笑一笑，伸手指指裴嶷的心口，又再指指自己的心口，回答道：“天意如何，我不知也，但知人心所向。想必文冀之心，与某之心，并无二致。唯我久在中朝，疏阔于大司马，乃不知大司马之心又如何啊？”

    裴嶷闻言颇感欣慰，于是答道：“人但得其势，必然生其心，势之成否，关乎天意，则若逆天而行，亡无日矣——大司马终非逆天之人啊。”

    这话就算是对上榫了，梁芬乃问：“未知时机若何？”

    裴嶷略一犹豫，然后微微苦笑道：“我正是因为此事，才特地来求教梁公的。大司马光风霁月，势不能行鼠窃狗盗之事，而必列堂堂之阵，张大义之旗。故而因应时局，我看其心，恐有三畏啊……”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