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随不向王逊还礼，宁州诸将吏皆感不忿。

    甄随倒也注意到众人的脸色不好看了，于是将王逊搀扶起来后，便即倒退一步，然后深深一揖，致歉道：“我非无礼，一则甲胄在身，二则近日染病，膝盖每日针扎一般疼痛，实在是拜不下去啊……不知城中可有良医，为我诊治哪？”

    宁州虽然偏远，人口稀少，开发程度很低，但堂堂州治，合格的医生还是能够挑出几个来的。直到入城后遣医生看过了，众人这才相信敢情甄将军是真有病啊，不是为其无礼举动而随便找的借口。

    其实甄随离开成都前，陶侃就反复叮咛过，说王邵伯护守宁州，抵御巴氐已经十载，不管他是肯于从华还是仍旧心怀故晋，其志皆可嘉，其行皆可勉，你可千万不要仗着名高位尊，特意折辱于他啊。再者来说，倘若他抗拒王师还则罢了，若肯归从，我军终究远来，南中将吏必怀警惕之心，你若是行为无礼，若再逼反了彼辈，则于国家无功而有罪了。

    终究宁州那么大，户口却不蕃，多山林瘴疠、蛮族夷部，人要是躲藏起来跟你打游击，不是三五年便可底定的你也盼着参与攻伐江南之役不是吗？倘若陷身泥淖之中，恐怕就赶不上了。

    正是因为有陶侃的叮嘱，最主要甄随不想在南中浪费太多时间，才肯咬牙忍住性子，和颜悦色地跟南中将吏解释：我是真有病啊。若其无病，必不至于连膝盖都不肯弯；正是因为有病，则我本无倨傲之意，却被你们误会，那多划不来啊这必须得解释。

    甄随这毛病，也就这俩月才得，不犯病的时候自可奔蹿如飞，但三不五时的却双膝剧痛，曲折为难，只好跟丧尸似的直着两条腿缓缓走道儿……医生看诊之后，就对他说：“将军双腿，想有旧伤，损及筋脉，但炎热多雨时，不时发作……”

    甄随忙问：“可能治么？”

    医生苦笑着摇摇头，说：“某可尝试施针用灸，减缓将军疼痛，然终不能断根……”顿了一顿，又安慰道：“若将军不向南来，而往北去，居于干燥寒冷之地，则此病未必还会发作。”

    甄随不禁懊恼，心说想不到半辈子爬山，最终就折在这事儿上……原本我还以为将养将养，就能彻底好了呢。等定了宁州之后，我还要去打荆州、湘州，乃至江、扬的呀，全都是炎热潮湿的气候啊……这若是正在阵上，突然犯起病来可怎么好……

    看起来，伐江南前，还得抽空回趟洛阳，去访求更靠谱的医生。原本打算天下大定后，就回老家过下半辈子，如今估计湘州是呆不住喽，甚至于长安、洛阳都不可居难道老爷要在并州……甚至于其北部晋阳等地终老不成么？

    巴蜀既定，那么伐江南也就必须提上议事日程来了。

    某一日，裴该召来著作郎王羲之和秘书庾翼，问他们：“卿等可能为朕做书，劝告父兄，不如早早降顺，以免刀兵起时，生民涂炭啊？”

    王羲之和庾翼都是去秋太学试时以外舍生身份合格入仕的这种变相的科举制度，裴该都筹划了好几年了，却直到去岁才终于得以施行只不过二人年纪都还轻，又没有什么实务经验，所通者唯有经史，所长者唯有书法，故此吏部在得到李矩的关照后，即命二子入秘书省。

    秘书省旧掌国家图书，后与中书省同，亦典机要。华朝之秘书省，则除管理图书外，还负责为天子草拟和润色诏令，名义上不再掌机要，其实接近天子，对于国政仍然保有一定的影响力。

    庾稚恭的策论四平八稳，吏部认为有培养从政的资格，乃进为秘书。至于王逸少，经史方面的成绩比庾翼要强，策论则完全不知所云，因此虽然同入秘书，却任职于著作局，为著作郎。

    晋代的著作局很小，只任一名著作郎和八名佐著作郎；华朝的著作局，却在裴该的坚持下，规模扩大了好几倍，以著作监、丞为主副官，下设著作郎、校书郎等近三十人，主要任务除管理典籍外，还要他们重新梳理诸经、诸子，刊刻权威版本出来。

    学术可以讨论，教材则必须是官方的，并且只能有一套！

    可是即便如此，著作局亦常感人手不足，希望吏部能够再拨良才。这是因为在原本历史上，五胡之乱绵延百余载，对于传统文化的破坏极其严重，无数典籍因此亡佚；在这条时间线上，裴该原本有机会拯救一批的，却被他作为逃亡的掩护给主动舍弃了……

    但终究在他的努力下，大大缩短了北中国动乱的时间，客观上挽救了相当数量的公私文书；而即便那些彻底找不回来的，好在读过的人很多尚且在世，颇能够凭借记忆力补足一部分只可惜没有蔡琰那种既家学渊源，又博闻强志的奇才了。

    因此搜集、整理乃至补足这些文书的工作，就全都落到了著作局头上。根据裴该的估算，我怎么着也能为后世多保全两三成的图书下来吧。

    不过王羲之进入著作局后，却并没有参与点校经籍，或者整理图书，整天就忙着抄书了……监、丞等都听李茂约说过，此子虽然年轻，却是卫夫人的高足，又曾受过其父兄的指点，或隶或楷，以及新兴的行书，皆为当世之矫矫者；试之果然，于是便用其所长，把抄书的工作全都堆去了他的案头。

    王羲之倒是得其所哉就当练书法了，难得的工作竟然能跟兴趣如此契合。

    前不久，著作局完成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校勘，用郑玄之注，乃命王羲之誊清了，上呈天子预览，请求开版印刷。裴该大致翻了一下，就问：“较卿等前所勘《书》、《易》，字迹清雅峻秀，且自始至终，纯然一体，不知为何人所录啊？”

    著作监明确回答道：“新任著作郎王羲之。”顿了一顿，又说：“乃请即将此字付梓，未知陛下允否？”

    裴该说允啊，当然允了。暗道将来著作局刊刻推广的这部书可能还会有别的必然为万世所追捧，内容暂且不论，那可是“书圣”的亲笔啊！哦，到时候我是不是先问王羲之要部签名本来呢？

    拉回来说，裴该这一日召见王羲之和庾翼，希望他们可以作书送往江南，劝说王氏、庾氏等主动归降，以免遭受刀兵之苦。其实在这件事上，裴该内心很矛盾，既希望通过一场摧枯拉朽般的军事行动，把江南的各种残腐势力尽量清扫干净，更便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同时又考虑到兵危战凶，必致横尸遍野、生民涂炭……都是自家人，能不打还是以不打为好吧。

    故而即便知道王、庾辈不会那么轻易俯首的要从华早就从华了，起码可以派人过江来谈条件嘛仍然叮嘱王羲之和庾翼写信去劝降。然而王、庾二人却皆苦笑着请罪，说：“臣等即于入仕之前，亦常致书父兄，申以大义，望其幡然改悔……惜乎书多不答，即答，亦不过闲叙家常罢了。”

    裴该心说什么“申以大义”？多半是“晓以利害”吧。估计没蛋用，首先王敦雄踞武昌，是不肯轻易交卸兵权的，而王敦若不表态，王导也不敢擅降，庾亮更是王导的跟屁虫……

    不禁轻叹一声，说：“朕昔在建康，与王茂弘、庾元规等常有来往，虽难免稍稍龃龉，却不意如今天堑相隔，竟成寇仇……彼等不过寄望侥幸，以为江南可守也。然而江南果然可守么？南人暗中向朕纳款者，不知凡几；倒是卿等既在中朝，本是最佳的联络途径，卿父兄却不知用……”

    确实有不少江南臣僚，尤其是南方土著，通过各种渠道向洛阳致意，即便不明说愿为内应，也委婉地表态，倘若王师渡江，我等必从。好比说贺循之子贺隰，就派人秘密渡江到洛阳来联络刘隗，说我当初在公门下，为公设谋脱难，这事儿您可还记得吗？

    想当初江东之乱，王敦使钱凤为先行，入建康搜捕刁协、刘隗，刁玄亮不免于难，刘大连却靠着门客贺隰的劝说，先跑去吴兴王府上，托庇于吴兴太妃裴氏，这才能够逃脱钱凤的毒手。

    贺隰，还有纪瞻之孙纪友等人，那跟裴该也是有过交情的曾经同游覆舟山，裴该北渡前，还通过他们向几家土著豪贵商借过钱粮。只是如今裴该贵为天子，他们当然不好直接凑上去说：“皇上您还欠着我家的谷子呢。”而只能因贺隰曾献策救刘隗之功，请求刘大连帮忙转奏。

    江东士人之所以与洛阳政权暗通款曲，主要是对王敦不满王茂弘还肯笼络南貉，王处仲却几无此心啊；而即便王导，也只知道拉拢贺循、纪瞻等老一辈而已，于其子弟，并没有太过下心思录用。

    在原本历史上，东晋肇建后最显赫的家族是王、庾、谢、桓等，皆为侨客，所谓江南五俊顾荣、贺循、闵鸿、薛兼、纪瞻其后人大多止步于州郡之守。尤其琅琊王氏还则罢了，那庾、谢、桓等，在中原时不过二三流门第而已，则东晋政权宁用彼等也不用江南大族子弟，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贺隰、纪友等辈，全都暗中怂恿家中尊长，说以如今之势，华军迟早渡江，咱们得欲做准备，才能保证家族的安泰啊。终究南貉、北伧，矛盾很深，要不是裴该规复洛阳后，侨客不少北还，估计如吴兴周氏之乱还得多来过几场。南人想自治是不现实的，一定要找个依靠，则从晋还不如归华，对自家可能会更为有利呢。

    终究如今侨客的核心就在建康和武昌，如同两柄利剑，悬在南人头上；而若从华，天子或居长安，或居洛阳，即便派北人来治理江南，咱们敷衍和架空起来也比较方便一些吧。

    这种情形并不特殊，想当初谯周为什么先做《仇国论》，煽动失败情绪，继而又劝说刘禅投降？就是因为巴蜀土著与荆州士人之间的矛盾太深，即便诸葛亮都无法弥合，等到蒋琬、费、董厥、樊建等执政后，更是直接把土著按在地上踩，谯周等辈怎么可能会开心？

    同样在东吴，孙氏重用的也皆淮泗人士，彼等与江南土著之间的矛盾，通过暨艳一案便可看得很清楚了。

    国家政权核心若在中原，则汝等既可来，我等亦可往，出出进进的，即便因为所居偏远而稍弱一头，终究不会被拉得太远，甚至于时间长了，还可能有胜出的机会。但若主客都蜷缩、拥挤于一地或巴蜀，或江南那就只有客谋主地，客夺主权啦，土著对客居者的老家根本伸不过手去；就这一亩三分地，原本全都是我的，如今却要分润于汝，汝却无可予我，那谁肯甘心啊？！

    故此裴该对平定江南，信心很足。这不跟淝水之战时候似的，江南政权已经基本上稳固了，即便土著也没几个会认为但从北方，可得显耀机会秦主身边儿或氐、羌或鲜卑，连外族都封不完呢，啥时候轮到咱们这些读书人了？

    不过即便如此，时间也不可能拖得太长，一则于中原地区恢复民生不利南北资源要能相互流通，才能对双方都有益处二则也怕再生什么变数，或者南人久望王师不至，终至心寒。因而裴该在命王羲之、庾翼退下之后，便召枢部使、副许柳、郭默，以及新任兵部尚书张敞、侍郎杨清等人前来，商议南征之事。

    许柳说：“臣观前书，觉今与晋、吴对峙之时，形势相差不远，乃当从晋武帝之故智，分兵三道以伐江南即以徐方之军，下于建康；兖、豫之军指向武昌；巴蜀水师沿江而下，夹击逆贼。

    “南人孱弱，非我百战精锐的对手，所虑者唯王敦水师也。则若以巴蜀水师相敌，非大造舟船不可。昔晋文（司马昭）于灭蜀前曾云：‘吴地广大而下湿，攻之用功差难，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虢取虞之势也。’其后因受禅等事，及树机能乱于北方，定蜀十七年后方始伐吴。

    “于今断不必等待十七年之久，然亦当期以三载，使巴蜀舟船可成，且朝廷积储丰厚。”

    郭默闻言不禁笑道：“枢使此言，未免太过持重了。”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