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民生觉得刘梦玲的这个建议很好，虽然目前民生公司的运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如果今后要想做大做强就有些勉强。

    而如果通过APP占领移动终端平台之后，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公司自己的手中，需要增加什么业务就有了更大的灵活性。

    当民生公司有了自己专门的服务宣传平台之后，只要今后扩展的业务是面向所有用户的，都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之下进行广泛的信息共享，使得多种业务相互促进和融和。

    魏民生赞赏地点头同意了刘梦玲的工作计划，并授权她全权办理此事。

    然后对大家说：“既然工作思路已经理顺了，大家就按照刚才定下来的模式去操作。

    在正式运作之前，那些该完善的手续要及时去办理。”

    刘梦玲她们就直接把一些工作分摊了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魏民生还是坐在那台电脑面前，看着屏幕上的那条关于电子垃圾对环境危害性的报道，然后又搜索了一些资料。

    半个小时之后，魏民生再次对大家说：“我刚才又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目前对于电子垃圾处理的技术已经非常完善，一些先进的设备已经可以做到97%的回收利用率，最终无法回收利用的垃圾只剩下不到3%。

    可为什么在我国没有建立起同样的回收处理工厂呢？那些现有的电子垃圾拆解场和集散地大多数都在用19世纪的技术来处理21世纪的废物，这样原始的处理手段给当地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生态恶果。

    一些资料也对此进行了一些研究和分析，也提出了要通过立法来要求电子产品的生产商来负责相关电子垃圾的回收处理，可为什么这样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仍然大量存在？

    就算你用法律来规定，电子产品的生产商必须建立相应的回收处理渠道，甚至是给予了一些政府补贴，可为什么这些渠道并不顺畅？

    一些商家到是按照法律的要求推出了一些以旧换新的销售手段，可现在的网络如此发达，各种商品的价格几乎都是透明的。

    你这以旧换新的商品价格，与同类商品相比贵了许多，基本上是把所谓的折旧费都给算了进去，大家又不是傻子，稍微在网上搜索一下就能够看穿这个以旧换新的幌子。

    看了这些资料的分析，我觉得他们没有抓住这个问题的本质，我认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成本。”

    “成本？”

    “对，成本。

    包括人力成本、资源成本、运输成本和处理成本，就是这些成本共同提高了我国电子垃圾处理的成本。

    既然这个处理成本无法转嫁，那么生产厂家和经销商就会出工不出力，因为这些电子垃圾回收得越多，他们需要支付的处理成本就越高，这对于利润空间已经被极度压窄的生产厂商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可不考虑的因素。

    所以就出现了那种打着幌子以旧换新的销售手段，目的是告诉相关部门，你看，我们可是有责任的企业和经销商，给予了一百、两百元的费用来回收那些在废品站里只值几十块钱的垃圾。

    我们已经表达了非常重视环境的诚意，但老百姓还是不愿意把那些废旧家电送到我们这儿来，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已经尽力了。

    当然，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不知道这里面的弯弯道理，迷迷糊糊地就把家中的废旧电器交给了他们，然后高价买回了一台新的电器。

    而这些东西商家又会怎样去处理呢？

    别天真了，送到指定的垃圾处理厂，运费和处理费谁来负责？还不如直接卖给那些垃圾站，反正这些东西相当于是捡来的，卖多少都是利润。”

    刘梦玲几人面面相觑，如果不是魏民生说得直白，还真的不知道这里面还有如此之多的弯弯道理。

    魏民生喝了一口茶，接着说：“可这还没有完，那些垃圾站又会怎样处理这些电子垃圾呢？

    肯定不会送去那些有资质的电子垃圾处理场的，因为你把这些电子垃圾送到那里去，不但收废品的钱收不到，还要倒贴运费和垃圾处理费。

    于是，这些电子垃圾就流转到一些偏僻的电子垃圾拆解场，只有在这里，那些电子垃圾才能够体现出一些价值。

    这些使用19世纪处理手段的拆解场，用最原始的手段取下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元件，使用浓酸提取贵重金属，对于那些需要更复杂工艺才能回收的部分根本就没有兴趣。

    因为这些部分要想提取出来，成本比卖价还高，最重要的部分已经到手，这些费力不讨好的东西就成了垃圾。

    当然了，这样的垃圾他们也不可能送到专业的垃圾处理场，还是因为处理费的问题。

    高昂的处理费和挖一个坑埋掉相比，自然是后者更为简单，他们才不会想到这样直接埋到地下会对地下水和土壤造成几乎无法逆转的损害。”

    刘梦玲几人听了魏民生的话，一个个痛心疾首，纷纷出言谴责那些无良的商家和拆解场的从业人员，可这样的事哪是谴责能够解决的。

    如果谴责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和相关部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