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在广东的时候，京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吸引了很多人的的注意。

    这个大事的起因，是一个张汉儒的人检举揭发自己的老乡钱谦益。张汉儒不过是一个师爷竟敢控告钱谦益。本地恶霸钱谦益，根本没把这个事情当一回事的时候，没想到京里来了人，二话不说，将钱谦益锁拿进京。

    “八月，奸人张汉儒窥温体仁欲罪东林，遂入其门下，相与定密谋，乃抗章诋毁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体仁从中主持之，逮二人下诏狱严讯。”这是史料上的记载。

    原来这一切都是温体仁搞的鬼，按说钱谦益都在家吃自己了，温体仁应该放过他才是，凡事留一线，日后好想见嘛。温体仁不干，非要整死钱谦益，有机会要整死他，没机会，创造机会也要整死他。因为以前同朝为官的时候，钱谦益正是他的死对头。

    张汉儒罗列了钱谦益五十八条罪状，这绝对是要搞死他的节奏。下了诏狱的钱谦益，路子还是很多的，而且不差钱贿赂，在监狱里待遇也不算太差。居然还能要到纸笔，给皇帝写信，他要自辩。不过这些信石沉大海了，朱由检没搭理他。

    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钱谦益想到了曹化淳。这位“道德君子”，在朝在野，都要跟阉党做坚决斗争的钱谦益，这个时候向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求救了。

    曹化淳跟温体仁没啥利益纠葛，跟钱谦益也没啥关系，为啥要帮他呢？这是因为一个叫王安的太监。王安是什么人呢？他有两个亲信，一个叫魏忠贤，一个叫曹化淳。所以王安是太监界**oss。

    王安死的时候，需要一个墓志铭。而这个墓志铭就是钱谦益写的。

    曹化淳还是比较有情义的一个太监，一直记着钱谦益的好呢，毕竟给一个太监写墓志铭这种事情，不是哪个进士出身的人都能拉下脸去写的。

    曹化淳是司礼监大太监，权利很大。而且东厂的提督太监王德化也是他的旧部。曹化淳找了王德化一活动，这个事情竟然有了眉目。

    温体仁不省事，一门心思要搞死钱谦益，见曹化淳也掺和进来，干脆连曹化淳一起搞。他找人散布谣言，说曹化淳收了钱谦益的贿赂，然后还有证人。为了做的像，温体仁还请假在家休息，做出避嫌的样子。

    这下曹化淳毛了，尼玛，你连我一起搞，那就对不住了。曹化淳主动出击，先找朱由检汇报，说有这么一个事情，这样那样，现在扯上奴婢了。冤枉啊！请陛下派东厂去查，还奴婢一个清白。崇祯一听这还得了，下令东厂，给我查，查个水落石出。

    东厂这个地方，真要收拾人，活人进去会不会变成死人出来不好说，但是肯定会变成伤残人士。各种大刑伺候，张汉儒和那个所谓的证人，哪里抗的住。估计都不用上什么严刑拷打，拉进去看看刑具就尿了。什么都说了，什么七岁偷看寡妇洗澡，八岁调戏丫鬟，九岁就学会了自撸等等。

    这一下，温体仁被供出来了，审问结果送到了崇祯跟前，结论为：“体仁有党”。

    这是什么？这是欺君，长期的欺君，崇祯最忌讳的就是大臣们有党。

    温体仁因为审问结果，不得不做个样子，递上一份辞呈。首辅嘛，总是要做个样子的，然后等着皇帝挽留。就算皇帝不想他留下，也得挽留个三次，这是个礼貌问题。

    结果崇祯玩的很干脆，直接批了三个字“放他去”，这一次，温体仁彻底的玩脱了。崇祯因为温体仁献计联合满清，结果以失败告终，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官场斗士温体仁的仕途就此终结，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温体仁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不断的给别人挖坑的一生。他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权利斗争之中，最终亲手把自己玩死了。

    罢官之后的温体仁，第二年就死了，在家里病死的。

    温体仁下台，周延儒成功晋升为首辅，再次回到首辅宝座，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刘宇亮、傅冠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入阁参政。

    朝廷里的情况，王越通过起点城的每日通报已经做了了解，不过这不是他所要关注的，他最关注的是阮大铖在苏州主导的城管收税。

    八月十二日，阮大铖到达苏州，任城市管理局局长，办公地点设在巡抚行辕后院。

    八月二十五日，七百三十多名培训上岗，装备精良的城管正式开始了收税工作。

    收税的前三天，城管们在全城张贴布告，按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年营业额在四十两以下的商户免交管理费，年营业额在四十两以上的商户，必须缴纳营业额百分之十五的管理费，按月收取。

    管理费的征收部门为应天巡抚王越新成立的城市管理局，管理费收取工作由苏州府开始，逐步向各县推进。

    布告一出，满城哗然！

    傻子都能看出来，这是变相征收商业税，而且比朱元璋定的三十税一高了近五倍，真可谓骇人听闻。

    一提到收税，只要是苏州人都会觉得人心惶惶，万历年间的大规模的抗税运动就发生在苏州，那可是几万人的大暴动。之后是天启年间对抗魏忠贤派来的税监，不但打死税监，还打死了前来抓人的锦衣卫。这件事被复社领袖张溥写成一篇文章《五人墓碑记》，以歌颂五名抗税的英雄，这篇文章还上了后世的语文教材。

    这段历史王越也是了解过的，从本质上讲国家收税用于国用，合乎法理。但是收商业税触动的是士绅的利益，士绅的背后就是东林党或者说就是整个文官集团。

    过去，只看《五人墓碑记》，苏州民变，是反强权反暴政的历史案例，从后来能看到的资料，用新名词说，苏州民变，更像是官商勾结对抗法制的典型案例。所以王越重点要防的，正是官员的反弹。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