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原回了府衙，今日的刺杀令他是心有余悸，他以株连、连坐的手段惩处了刺客的全家上下，就是给那些为士绅、富商卖命的亡命之徒一个血的教训。

    别以为以一条烂命换来的钱财，就可以全家吃穿不愁，今后能还敢替士绅、富商搞暗杀之类的，先去掂量掂量要不要搭上家里高堂、妻子的前程。

    当然，惩处刺客那是治标不治本，要想太平必须惩处了幕后主使者。钱谦益这老杂碎肯定是参与者之一，但，单凭他一个退隐之人，哪儿能说得动刺客来为他卖命？与他站在一起的，肯定还有其他富商。

    方原正在思绪如潮，负责审讯刺客的秦展已大步的进了，大声说，“老大，这刺客招了，同谋除了钱谦益，还有洞庭商帮的人。”

    “又是洞庭商帮？”

    洞庭商帮直到清末民国初年，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帮之一。其中席家在民国被称为金融买办世家；翁氏则是满清的帝师之家；沈氏则是方原穿越之前，天涯论坛最著名的周公子大战易烨卿的帖子提到过的，中国现存六大家族之一的沈家。

    洞庭商帮主要的倡导者是以常熟翁氏、东山席氏、东山沈氏为主。当然，这种合作模式的商帮，参与的各富商世家并不能一概而论，大面积的打击。

    至少东山席氏，就捐献过大量的家财提供给江南的抗清战争；而东山沈氏也参与了抗清战争，还有沈氏子弟战死沙场。

    除了准备死抗到底的常熟翁氏之外，其他的富商、书香世家只要愿意配合方原在江南的工作，还是不能一竿子全给打死了。全打死了，江南的经济也就崩溃了。

    方原面不动容的问，“洞庭商帮有多少人参与其中？”

    秦展如实说，“刺客只招了一人，就是洞庭商帮的翁家。翁阳与钱谦益是挚友，时常在一起谈诗论道。”

    对付钱谦益、翁阳这种名士、富商，单纯靠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算要发难也必须师出有名，方原如今最缺少的就是能向这帮人发难的真凭实据。

    方原发起信访制度，除了收揽民心外，另一个重要的目的，便是收集这帮人为非作歹的证据，只要有百姓敢来告状，他就能名正言顺的收拾这帮士绅、富商。

    他召集来景杰等人，开始商议之后的对策。

    眼下，信访制度刚开始推行，也不是短时间能见效的，只能先研究研究怎么收税，搞银子的法子。

    饭只能一口一口，方原的目标就是田赋、商税、矿税、市舶税这四种税，至于其他的土地兼并、高额田租之类更复杂的课题，绝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只能继续暂时搁置。

    要想收税，搞银子，就必须搞清楚这些税种的来龙去脉，面临的收税难题，才能对阵下药的解决。

    田赋问题。

    其实就是类似钱谦益这类的士绅、富商，通过与官府的勾结，本该缴纳的田赋，少缴甚至不缴。而亏空的田赋必须要填补上，所以官府就天才般的发明了水脚费、口食费、运输费、库子费、竹篓费等向百姓、农民征收的苛捐杂税来弥补亏空。

    以上的苛捐杂碎还算能叫出口的，甚至还有拜神费，敬天费，甚至还有敬匪费，这些匪夷所思的税名。

    明朝的粮食亩产量大约是300斤/亩，而明律规定，一亩地的田赋根据田地的优劣不同，平均大约是20斤左右的粮食，再加上三饷加派，每亩又多了6-9斤粮食，也就不到30斤粮食。

    一亩300斤只缴纳30斤粮食，即使加派了三饷后，明朝的田赋仍是不到十分之一，征收比例是相当的低。

    但通过层层苛捐杂碎的加码后，农民需要缴纳的田赋就达到了惊人的200-250斤/亩，甚至更高，根本就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才会风起云涌的起来造反。

    这些将农民逼反的加码田赋并不是入了崇祯，甚至是政府的手中，全落进了士绅、富商、官员的腰包里。

    商税问题。

    就是各大富商，通过买通官府的税收人员，虚报、瞒报，本该缴纳的商税，通常进行运作之后，实收的不到十分之一。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逃钞关。钞关是中央政府建立在大运河上的七个收取往来商品运输税的收税机构，其中方原巡抚的四府就占了两个，扬州府的扬州钞关，还有苏州府的浒墅钞关。

    明朝富商逃钞关的法子是五花八门。最直接的是买通钞关官吏，以《金瓶梅》里描述为例，西门庆过临清钞关的货物值一万两，本该缴纳三百银子的商税，但通过花五十两银子收买钞关官员，实际缴纳国库的商税只有三十两，等于正常征收的十分之一。

    除了收买钞关官员，其他逃钞关的法子也是不少，因为明朝规定上级官员、太监、举人以上功名学子的商船是免税的，所以就诞生了一个热门的逃钞关法子，就是寻常商船只需要挂着官员、太监的牌子，或是请一，两个举人上船，便能不花一两银子过了钞关。当然，商船给这些官员、太监，还有举人的银子是少不了的。

    所以照方原估计，单是钞关这一项税收，崇祯年间实收的钞关费是三、四十万两左右的银子，真要如实收齐了，至少也能有三百万银子。中间近九成的差额，就是类似于西门庆、官员、太监、考了功名的读书人这帮人勾结起来大肆侵吞国家税收的额度。

    矿税问题

    矿税问题是明朝的老大难问题，万历年间就曾闹得沸沸扬扬。

    明朝政府明令禁止私人开矿，但私矿却在明朝长期、半公开的存在。私矿的收入，也是一笔公开的灰色收入，尽数到了富商、还有地方监督官员的腰包里。

    到了万历年间，因国库开支入不敷出，万历皇帝也关注到矿税这块大肥肉，开征矿税来充盈国库。

    万历皇帝开征矿税的行为，和穿越前的嫖娼合法化一样，以国家名义来收税，自然就打破了灰色收入存在的土壤，严重损坏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其中就包括了开私矿的富商，还有从中收取黑钱的官员。

    无论是代表士绅、富商的东林党，还是代表皇帝监督、巡抚地方的阉党，态度出奇的一致，集体反对万历开征矿税。

    万历皇帝为了征收矿税，和朝中群臣，还有司礼监太监闹得是鸡飞狗跳，幸好万历算是态度强硬，将矿税的征收坚持了下来。

    但自万历皇帝死后，经过东林党人所谓轰轰烈烈的‘保国本’运动，保住的那个逗逼太子朱常洛，即位只有一个月就死了。

    但是在这一个月里，这个明光宗除了如饥似渴的玩宫女，投桃报李的提拔了一堆被万历打压的东林党官员，就干了一件正事，就是取消了万历皇帝强硬坚持征收的矿税。

    从此以后，矿税就被彻底取消，灰色收入继续回到了富商、监督官员的手中，无论是天启，还是崇祯，都没能再次将这个矿税，提上过收税流程。

    重新征收矿税，那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牵涉的利益关联方多如牛毛，绝不是方原拍拍脑袋就能做主的。既然连万历、天启、崇祯都搞不定的难题，方原一时间其实也想不到法子，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市舶税的问题

    所谓市舶税，就是海洋贸易税。大明的海洋贸易非常发达，据统计，通过海洋对外贸易，总共流入大明的银子，达到数亿两之多。明朝还专门设置了市舶司来进行市舶税这块的管理。

    但因为海洋贸易走私现象普遍存在，市舶司的课税对象十分稀少，海外流入大明的巨额银子，绝大部分落入了走私海商的手中，造成政府税收严重流失。

    其中最大的走私海商、海盗，就是盘踞在浙江、福建一代，打着大明旗号，干着走私勾当的大海商郑芝龙。这个郑芝龙常年勾结佛朗机商会、荷兰人，倭人进行走私活动，带甲十万，战舰上千艘，舰队火炮十分的精良。

    论海战实力，郑芝龙的舰队远胜明朝、朝鲜、倭国的水师，绝对是东方第一舰队，比之当年西班牙纵横大航海时代的无敌舰队，也不遑多让，还曾经全歼了明朝的福建水师。

    郑芝龙招安后，名义上是福建都督同知，其实早已是浙江、福建二省的实际控制者，官府根本不敢干涉他的任何行动，相反为了买得平安，还不得不对郑芝龙卖力讨好。

    方原和众人整理了四种税收的来龙去脉，要一篮子解决这四种税收难题绝不可能，只能逐一解决。

    根据难易程度，紧要程度，方原制定了依次解决四种税收的顺序，最先是田赋，这种税在官府是有案可查的，更关系到收拢江南百姓的民心，必须提到首位来解决；

    其次是商税，这种税紧要程度要小于田赋，但却是块大肥肉，就放在第二位；

    其三是矿税，这种税解决起来非常困难，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排在第三；

    最后是市舶税，这种税是个天文数字，真要能收齐了，能解决明朝至少百年的长治久安。但要整治这种税，其实是难于登天，难度绝不亚于与满清的全面战争。

    必然要面对海商走私集团的龙头-郑芝龙，还有荷兰、葡萄牙等佛朗机商会的全面反弹，没有一支强大，对郑芝龙，佛朗机人具有威慑力的水师，贸然去动这块税收，招惹得大海商郑芝龙，还有佛朗机人率水师打上门来，就是自取其辱。

    所谓三年陆军，十年空军，百年海军，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所需要花费的银子那是个天文数字，需要的人力、物力更是不计其数，短时间是根本不用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