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明和范芝带领的讨薪队伍非常冷静，没有鼓噪，没有喧哗，而是打出了“还我工资”、“惩治贪污犯”、“还我食品厂”三个横幅标语，静静地堵在公社大门口。

    大门口的动静自然瞒不过公社一班人，张建国急忙召集党委成员在会议室开会，乡镇企业办主任付强列席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都在窃窃私语，悄悄议论着工人讨薪的事情，只有第一副书记李春堂铁青着脸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姚立新是他一个远房亲戚，当初食品厂厂长易人，是他力荐，姚立新才得以成为厂长。二年来，姚立新把一个红红火火的厂子搞得亏损严重，李春堂知道他一是没有才具，二是肯定也有贪污行为，因为姚立新没少孝敬了他，逢年过节，哪回也没少于二千块，如果没有贪污，就他那点工资怎么能给自己送那么重的礼？前几天，付强突然抛出了对食品厂实行承包责任制的方案，他就竭力反对，他知道，如果按付强的方案，自己再也不会收到姚立新那么重的礼了。但张建国一力赞成，他这个副书记也不好太过反对，就保留了意见。他就不明白了，据传言，张建国明年有可能从南寺调走了，还这么认真工作干嘛？

    张建国见人已到齐，敲了敲桌子，说道：“大家都看到了，食品厂的工人们堵了公社大门，提的要求是发工资、惩治贪污，大家都谈谈自己的想法吧。”

    说完，张建国低头喝茶，静等大家发言。

    由于他的话没有明确指向性，大家都作默默思索状，并无人主动打头炮。

    李春堂清楚大家的想法，心想，还是先定下基调再说吧，省得一会让张建国主导向不利的方向发展。他咳了一下，说到：“我的看法是，这些人公然冲击国家机关，影响正常办公秩序，这个先例不能开！因此，我建议让派出所抓几个带头的，这事肯定就平息了。”

    他的话刚说完，另一位副书记邢玉林立即反驳道：“我不同意李书记的意见。这些工人并没有过激行为，甚至都没有大声喧哗，也没有影响我们的办公室，人员出入也没有受到阻碍，以冲击国家机关的理由抓人，不能服众。”

    邢玉林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也听说了张建国要走的消息，空出来的书记位子，有资格争的也就是他和李春堂两个人，有机会打击李春堂的威信，他才不会放过呢。

    “即使没有过激行为，这样也是一种示威，是对公社党委的示威！如果放任这种行为，以后老百姓如果有什么不满，就会照此办理，形成惯例可不得了啊，同志们！”李春堂痛心疾首地说道。

    还别说，他的话还是很有预见性的，后来上访确实成了各级政府最头疼的问题。

    “我不同意李书记的意见。工人阶级是我们的执政基础，他们的利益如何得到保护？去厂里要厂里不给，来公社党委反映情况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我们应该想如何去解决这件事，维护工人同志们的权益。我的意见不光要想办法解决工人工资问题，还要查一查食品厂领导班子有没有贪污行为。”这时，另一位党委委员曹吉成旗帜鲜明地发言反对了李春堂。曹吉成是张建国坚定的支持者，他当然知道张建国的意思，此时见邢玉林阻击李春堂，立即发言表达了支持之意。

    不得不说，曹吉成的发言很有威力，他把事情上升到了党的执政基础这个高度，谁还会在这个问题上反对？况且，曹吉成向来是张建国的影子，他的意见可以说就是张书记的意见。于是，众人纷纷发言表示支持曹吉成。

    李春堂一看形势不好，这不光是工人工资的问题，要是再查贪污，姚立新就得搭进去，弄不好自己也得一身骚。怎么不知不觉矛头转向了？

    “既然大家都反对，那我也不坚持刚才的意见。但有一条，食品厂领导班子可能在经营上能力有限，才造成了如今的局面，但要说他们贪污，我是不信的，我们不要无故地怀疑自己的同志，否则造成的影响可不好。”李春堂立即决定退让一步，无论如何得保住姚立新再说。

    张建国真不愧是玩政治的老手，他并没有马上表态，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列席会议的付强。

    “付强同志，你是乡镇企业办主任，比较了解情况，你说一说解决办法。”张建国不动声色地说道。

    “好的。张书记，各位领导，我觉得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姚立新同志去食品厂第一年，亏损五万元，第二年亏损十万元，要这样下去，明年食品厂就整个赔干净了。也不能就此认定姚立新同志能力不足，关键是体制僵化，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婆婆太多，顾忌就多，束缚了前进的步伐。所以，我认为对食品厂实行承包责任制势在必行。”付强早有准备，讲起来头头是道。

    “这个问题党委已经有决议了，不是承包给德高面粉厂的王永梁同志吗？”曹吉成适时地捧了一下哏。

    “是的。但是，王永梁同志要求给他个人的分配待遇上，不能低于当年效益的80%，上一次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王永梁同志现在能不能接还是个问题。”付强说道。

    “他的目标是当年扭亏为盈，三年保证实现利税100万元，是吧？”张建国问道。

    “是的。”付强答道。

    “他小小年纪有什么能耐？只因为干火了一个面粉厂？我们可不能被他的大话所骗，要是他把厂子搞垮了，挨鞭子的可是我们。”李春堂说什么也不信，一个十六岁的年轻人会有这么大的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