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之战后，魏连理带着恐惧的心理回到广州，但很快他就过的极其潇洒。

    他最大的恐惧是被广州官府以海盗的罪名抓捕，处置海盗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处死。

    可他到了广州后发现，跟以前一样，那些当官的选择性的忽视了他的存在，跟他沟通的依然只有蔡世文这样的行商。

    之后利用马嘎尔尼的逼迫，他将自己的身份也转变成了一个行商，他还用自己的名字，在广州官府申请了一个执照，建立了一个商行，叫做连利行。

    之后他通过连利行大肆吸纳货源，他有雄厚的财政实力，周琅给他划拨了五百万银元，但在他的操作中，这个连利行是他的产业，钱是周琅的钱，他带给周琅货源，而且还要从中赚钱，他发现周琅根本就不在乎这些，胆子也就格外的大了起来，他等于是在用周琅的钱，做无本的买卖。

    资本在贸易中有多么重要，只有真正做了生意的人才会理解。有了这么多现金周转，他比其他行商拥有太多的优势了，可以说，十三行中，也只有潘家比他实力更雄厚，其他的行商，哪怕是总商蔡世文跟他比，都远远不如。

    十三行商人一家家看似生意做的极大，但开销也大，要维护跟官府的关系，那上上下下都得打点到位，然后维持上下游的货物周转，就需要大笔的现金流。可中国商人有个习惯，都不太喜欢持有太多的现金，有了钱，都想着变成田产和房产然后才踏实。所以十三行商人中，有大量身家百万，却都砸在土地上的人。每到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他们反而需要借钱周转，甚至会借高利贷。

    广州城资金实力最强大的，除了潘家之外，并不是其他行商，而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所以很久以前，就有行商向东印度公司借钱。东印度公司也乐意向这些实力雄厚的生意伙伴放贷，每年如果有盈余的话，都不会放在自己的账户上，而是交由潘家、蔡家这样的大商人保管，名曰保管，其实就是放贷，而且利息很高。

    可官府向来反对行商向洋人借钱，因为这不仅关乎朝廷的体面，怎么能欠番鬼的钱呢？还有政治方面的考量，满清朝廷向来将贸易看作制约洋人的武器，将允许贸易看作是一种对藩属国的恩惠。

    所以从康熙时代起，就从皇帝层面，多次下令禁止行商向洋人借钱。可依然屡禁不止，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终于酿出了巨大的祸乱。那一年，多达四家行商资不抵债，无法经营下去破产。

    当时广州一共有8家经营对外贸易的行商，竟然都有欠款，其中有4家欠债最多，被洋商告上了衙门，结果引起了大祸。

    这4家行商分别是泰和行、裕源行、义丰行和广顺行，其中泰和行颜时瑛欠债最多，达135.4万元；裕源行张天球欠达43.8万元，最后，颜时瑛和张天球迅速被官府宣布抄家，本人也被流放伊犁。

    其实4家共欠外债只有380万元，他们借贷本金只有107万，利滚利翻出3倍多。但这算不上东印度公司欺负他们，实际上是按照行市向他们放贷的，之所以利息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中国商业文化一直不够发达，在官府行政权力的高度挤压下，民间没有形成完善的金融体系，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某项产业越是发达，产品就越是廉价，中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借贷人获取资金的成本自然也就越高，市场行情一般利率都高达20%到40%之间，这在西方已经是很高的高利贷了。

    这件事之所以闹大，主要还是政治介入的原因，因为不管是107万银元，还是380万银元，虽然数目很大，但也不至于说整个十三行赔不起，十三行实行的是联保制度，行商向洋人作保，交易才能进行，总商又向行商作保，最后实在还不起，还有总商进行保底。

    问题是这件事闹到了官府层面，还一级级上报，连乾隆都知道了。这就麻烦了，乾隆皇帝很不高兴，马上下令严办，直接让刑部参与办案，最后将两家欠债最多的行商流放到了新疆。至于欠的钱怎么办，乾隆大笔一挥，不就是钱吗，还，还要双倍还，欠380万元，还760万。直接让粤海关从关余中拨付，然后分十年让行商们归还海关。

    有人将这件事归因于乾隆的傲慢自大，当然有这个道理，可一般很少有人去追寻乾隆真实的想法。其实乾隆对此是发过一封上谕的，上谕中道“且朕此番处置，非止为此事，盖有深虑。汉唐宋明之末季，受昧于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则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戄而调停之，姑息因循，卒至酿成大衅，而不可救。……英吉利夷商一事，该督抚皆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所关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

    乾隆很明确的表示，双倍赔付目的是让夷人不敢藐视中国，因为历史上往往是夷人藐视中国“则藐忽而虐侮之”，乾隆的政治目的，是继续震慑洋人，让他们看到中国的强大国力，依然是用政治的额角度来看待对外贸易的。

    后来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的时候，英国政府特别交代过马嘎尔尼，让他不要在乾隆面前提及东印度公司跟十三行商人之间的商业纠纷，以免触怒乾隆，谁知道乾隆却得意洋洋的在马嘎尔尼面前提起这些事，因为在马嘎尔尼看来，那些商业纠纷是让人不快的，可乾隆却认为他的双倍赔付是照顾了洋人，给了对方恩惠。

    1780年四行商破产之后，广州官府跟当时的总商潘振承商议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成立了公行佣金，从十三行行商利润中抽取百分之十，加上从每笔贸易中抽取百分之三单独放在一个户头作为公积金，以应对这种破产之类的事件。

    可是完善的金融业没有诞生出来，商人又始终有借钱的动机，难免就会被高利贷一次次缠身，终于在广州围城，行商们再一次大出血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资金链断裂，又一次步入破产的边缘。

    许多人进行了自救，比如总商蔡世文等，他们加大了贸易量，拼命想做更多的业务，来弥补损失，魏连理成立的连利行是一个很好的贸易对象，现金充沛从不拖欠，而且为了抢货源，还愿意提前支付定金。

    但他们这次亏欠太多了，不是一次贸易能够缓过来的，所有行商中，除了潘家之外，基本上都资不抵债。

    此时新任海关监督上任，他不但不想帮着行商度过这个难关，还想着捞一笔呢。能当上海关监督的权贵，除了身份地位显赫，门路广之外，也得花费很多钱来打点，海关监督属于内务府直接管理，内务府和户部两个部门这些年都是一个人在管，那就是和珅，想从和珅手里讨到海关监督这种肥差，不出一笔血是不可能的。

    英国人研究的很透彻，他们这样形容海关监督，“这个职务一向是由皇帝钦派的满洲人担任，他是代表宫廷和宫廷人物的。在他满足了他北京的恩主们(和恩主妇们)的慾望之后还有余裕时，他也可中饱，自行积聚一份家私。他一到任就必须有所报效；在这从来长不到3年的任期之内，仍旧要经常不断地报效；并且在他可以满载而归之前，也还要再作报效。他从头到底一直报效。那些相继而来的步骤使得这个官职的外水日益减少，估计粤海关监督在任内每年经常送往北京的礼物，价值不下100万两。别的权威人士曾经讥讽地说：在支付了为维持大批僚属生活的征收费用之后，他任内第一年的净利是用来得官，第二年的用来保官，第三年的用来辞官和充实自己的宦囊。”

    英国人的说法极为妥帖，其实不止是海关监督这样的官职，但凡是可以通过金钱买来的权力，往往都存在着这样三个步骤，“第一年的净利是用来得官，第二年的用来保官，第三年的用来辞官和充实自己的宦囊。”

    新任海关监督苏楞额，甚至比盛住更加贪婪。历史上这个人在马嘎尔尼从北京返回广州的时候，甚至命人向马嘎尔尼的使团征税，而且一上任就要求行商向他报效二十万两。不过由于当时他上任的时候，广州城被围了起来，他没能顺利跟盛住交接，并且也不想交接，因为一旦交接，他就得为围城一事负责，所以他就一直在城外待到周琅撤退，这才亮出身份进城交接，接任海关监督，结果就错过了他向马嘎尔尼使团征税的故事，否则马嘎尔尼恐怕要疯了。

    可现在行商们告诉苏楞额说他们没钱，钱都在上次夷人围城的时候，报效朝廷做军费了。苏楞额当即怒不可遏，他当上这个海关监督可是花了大价钱给和大人送礼的，粤海关监督可是有名的天子南库，老子好容易谋到这份差事了，你们告诉老子没钱！婶婶可以忍叔叔不能忍，马上就抓人，大刑伺候。

    倒霉蛋还是蔡世文。

    但魏连理继续春风得意，因为苏楞额大人开口要钱的时候，他连一个绊子都没打，马上送上了现洋，跟那些抠抠搜搜的行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楞额大人也为了表彰魏连理这种识相，就不时请他到海关衙门里欣赏一下自己从北京带来的戏班表演，很是给他面子。

    魏连理也长袖善舞，他懂什么，诗词歌赋当然不懂，可是戏曲、女人他懂，苏楞额这种权贵子弟也懂，一来二去俩人的关系就近了，至于魏连理背后的身份，苏楞额根本不在乎，他有所风闻，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都不管，他就更懒得管了，对方大把银子送上来，他犯不着跟这种财神爷翻脸不是。

    于是从苏楞额这里，魏连理得到了很大的方便。

    可是有人不识相啊，十三行中排名第二的而益行，死活不肯满足海关监督大人的要求，而且还以破产相威胁。

    苏楞额一怒之下，决定整治整治这个而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