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利见二人久久不语，心中也是猜到了几分，生怕王复臣碍于面子不好先开口，便对王复臣说道：“王将爷，此番收编的南明军士卒，我是不会放回去了，但刘文秀还是要放回去，如果王将爷也要同回，怕是没有好果子吃。”

    “刘文秀损兵折将，回去后定然逃不脱责罚，但不管怎样，孙可望碍于兄弟情面，都不会要了他的性命。可你却大大不同，一不小心，说不定就成了那只替罪羊！就算侥幸逃得一命，在刘文秀帐下，那日子能过得下去？”

    王复臣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倾听，他也想听听李元利到底会怎样分析。

    “至于孙可望，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早晚要同南明决裂，到时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三人之间定然会反目一战，南明军本就是以原来的大西军为主，这一内斗起来，嘿嘿……那可就好看了！”

    李元利说到这儿，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用力地一挥手道：“而我大兴军则不同！军中将士多为原大顺军老人，大伙一起抱团转战多年，忠贞营各部全聚于我帐下，更是上下齐心！”

    “如今我大兴军又拿下了四川一省之地，过上几日就开始招纳流民，只需休养生息上两年，粮草不缺、将士用命、火器犀利，到时无论是东出夷陵还是南下贵州，再取了湖广、两广之地好生经营，何愁天下不定？”

    “王将爷，晚辈欲邀你共举大事，不知你意下如何？”李元利盯着王复臣的眼睛问道。

    王复臣的内心远不象他表面看上去那样平静，李元利刚才所说的话，句句都击中了他的心坎，他其实已经认可了李元利和他的大兴军，但他有一个巨大的隐忧，那就是远在云南的妻小。他相信，只要自已投降李元利的消息一传出去，自己的家小绝对不能幸免于难！

    “元帅，非是自明（王复臣的字）冥顽不灵，实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家中妻小尚在云南，如果我入了元帅帐下，恐怕南明会对她们不利！”王复臣满脸纠结地抱拳说道。

    李元利一听这话，放声大笑道：“这是小事一桩啊！我立即派人去云南把你的家小接来四川，在这之前，我不放刘文秀离开，谁能知道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谁又能知道王将爷加入了我大兴军？”

    王复臣一听这话，心中一块石头顿时落了地，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李元利叩首道：“今日承蒙元帅不弃，收留自明于帐下，自今日起，自明唯元帅马首是瞻！”

    李元利连忙上前一步扶起王复臣哈哈笑道：“今日得将爷相助，我心喜不自胜哪！”

    他把三元叫道面前吩咐道：“你马上去通知铜头，让他立即派人去云南，联络特别行动处在云南的密谍，将王将爷的家眷全部接到重庆来，此事刻不容缓，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办理！”

    三元领命而去，李元利又对王复臣道：“现在重庆在刘体纯司长手上，咱们在兴山的老营和所有家眷都在迁往重庆的途中，王将爷不必有所忧虑！”

    这些事情必须得提前说清楚，要不然让王复臣以为自己将他的家眷送到重庆作了人质，到时双方之间难免生了隔阂。

    “自明明白，元帅不用多说！”王复臣又道，“元帅，听说玄初在军中辎重营整理帐务，标下以为有点大材小用了。”

    刘茂遐在一旁垂手而立，默不作声，李元利是确实不知道他的才能，但既然王复臣如此推介，肯定是有过人之能，于是便向他问道：“不知刘先生对于我军接下来在四川的境地有何见解？”

    这就是考验了！刘茂遐知道得失就在自己一念之间，他精神一振，想了一会才说道：“元帅，我军如今占了四川全境，而且在夔东根基深厚，但此时却不是大力扩张之时。依学生之见，我军在两年之内，当以固守为主！趁此时机大力发展民生，与民休养，蓄积力量，待到时机成熟时，再发动雷霆一击。”

    “我军如今兵力强盛，粮草无忧，为何要采固守之计?”

    “元帅，虽然我军兵力强盛，但此时确实不宜轻动！今年初清廷兵分两路欲图夹击南明朝廷，一路便是吴三桂，另一路则是东虏定南王孔有德，吴三桂一路由南康王刘文秀领兵迎战，孔有德一路则是由西宁王李定国东进抗击。”

    “吴三桂一路已败于元帅之手，而西宁王应该还在湖广鏖战，在他们没有分出胜败前，我军如果北上汉中、东出夷陵，威胁关中、湖广之地，清廷必将调集重兵来迎，从而让南明军得利，而南下贵州，则是孙可望的根基老巢，他也只能倾全力迎战，到时又会被清廷得利。无论如何，我军都只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因此我军只可固守观望，不宜出击。”

    刘茂遐说了这些，思路渐渐清晰起来，他接着说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四川内部的问题。我军虽然已经收取四川，但境内世家、宗族、贼匪等各种势力武装盘根错节，若不一一清理干净，要想安心发展民生也不可能，而做这些都需要时间。学生以为两年应该足够。”

    “那又应当如何固守？”

    “元帅，学生适才说的是固守为主，并不是一味固守，依学生之见，北面紧靠大巴山，又有数处险关，可派少量兵马扼关而守即可。而南面贵州方向，则可采用蚕食之策！”

    “自前年孙可望攻取贵州后，便安抚遗黎，大兴屯田，而且还招徕商贾，这些手段让贵州民生得以恢复，但孙可望在贵州征收的赋税相当重，农民征租，十取其七！而且无论五谷六畜丝麻之类什么都要交税，简直是无隙可逃！”

    “而刑法也是简单凶残，无论官、兵、士、民，只要犯法，重罪斩首、剥皮，轻者捆打数十，此外没有其他处罚，无论是谁都是活得战战兢兢。”

    刘茂遐说到此处，只觉得口干舌燥，端起桌上的茶碗喝了几口，然后向李元利问道：“元帅，不知夔东税收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