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四十两银子，在加上方家的其他佣人，没有八十两银子都站不住脚，这还都是只是下人的用度，方云和王氏的两个人不可能和佣人一样。

    别的不说方云每年读书，光是笔墨纸砚，还有学费那都是百两银子计数，况且笔墨纸砚这些东西根本没有定数，一个好的砚台可能值几百甚至上千两，也有的是要几两银子。

    王氏和方云也差不多，尽管王氏和方云自己都不是很讲究这些，但是作为知县的家人，他们穿着和用度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否则就会影响到方安栋的名誉。

    当然方福还不知道方云早就打算放弃了读书了，笔墨纸砚的钱倒是可以省了。

    这样算下来，一年下来光是最基本的消费就会超过两千两银子，要是在遇上一些特殊的事情，需要的银子就更多了。

    方家总共也就一千顷的土地，再加上文登县地处山东东部边境，又临近大海，粮食只能一年一熟，以一亩地一石的产量来计算，一千顷的土地也就是一万五千石，佃租为五成，所以属于方家只有七千五百石，换成银子大概在三千八百两左右。

    除此之外，由于老爷方安栋死了，方家暂时没有人有功名，所以必须要交田赋税，一千顷的土地全部算在方云的头上，按照三十税一计算，大概要交五百两。

    三千八百两银子，就是方云一年的总收入了，而且这三千八百两银子的收入必须是建立在一千顷土地的基础上，同时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色行事。

    明末崇祯年，正值小冰河时期，北方大地连年干旱，山东虽然不像陕西那边年年颗粒无收，但是干旱的情况也不少。

    此外，在几天前的方家祠堂，方云已经答应把三百顷的土地交了出去，这一下子就缩水了十分之三的收入了。

    即便是剩下的七百顷土地保住了，方家也就勉强能够维持下去，最多一年盈几百两的银子，更何况面的方安梁等人咄咄逼人的姿态，方福对于方云能保住这些土地还缺乏足够的信心。

    按照方福的想法，方云现在主要的就是想办法保住土地，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佃户组成护卫身上，方福可不认为那些胆小弱懦的佃户有胆量和方安梁作对。

    “方叔，你放心吧，我这么做当然有我的理由，总之，我是不会拿着我爹留下来的家产胡乱挥霍的。”方云说道。

    方云说这话是有底气的，别看他和王氏被方安梁逼的快要走投无路，但是接手了方家之后，方云不得不感叹：在古代当官就是好。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虽然是说清朝官员，可是明朝又能好到那里去了，尤其是还会在明末时期，如今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已经下降到了明朝历史的最低点了。

    在崇祯皇帝手下当官，只要所管辖的地界不被流民或者鞑子攻陷，不得罪东林党那群人，基本上不会有丢官的风险，当官的贪起钱来可以说是一点顾忌都没有。

    方安栋当官十多年，基本上是不会主动向他人索贿的，仅仅是别人送的礼金，这些年加起来就有四、五万两银子，其他各种古玩字画也有数十件。

    方云虽然不知道价格，但是保守估计也值五六万两，在加上方家这些攒下来的积蓄，方家的家产已经达到了十五万两之巨，相当于现代的社会的亿万富翁。

    方云穿越前，是个孤儿，上了大学之后，全靠勤工俭学，他所有的存款加起来还不到六位数，如果不是穿越到明朝明末，方云还真想好好体会一把什么叫做有钱人的生活。

    尽管方家家资不菲，但是也顶多算一个中产阶级，即便是在文登这样的偏僻地区，比他家有钱的也比比皆是。

    听方福说，文登县的知县名下光是土地就有两千顷，还在县里最繁华的地段有十多年店铺。

    每隔几个月这个知县就会宴请县里的大地主，大商人聚会，收礼收到手痛，总资产加起来少说也有几十万两，而且这还是在北方。

    相比北方，江南一带富庶是出了名的，那里商品经济极为泛滥，有钱人多如牛毛，在南直隶和江浙一带，十几万两银的身家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有钱人。

    用这些人来衡量大明社会的财富可能会有些片面，可恰恰也是从这些片面的东西，就可以看出，大明社会总体财富是巨大的，真正穷的只是大明朝廷。

    方云无法想象，区区几百万两的军费就拖垮了大明朝廷，这对于一个拥有一亿多臣民的国家来说是多么的可笑！

    对比晚清，人家几乎每隔几年就来一次割地赔款，赔款的数目也是一次超过一次，赔款的对象也是一次比一次多，可是也没见有清廷的统治阶层活成崇祯那个穷样！

    八国联军侵华，慈禧逃出北京，家底几乎一空，可是回来之后照样作威作福，单单是修个颐和园就挪用了二千多万两海军的军费。

    慈禧的人品暂且不说，但是从她这个举动，我们可以知道那时清朝政府光是海军的投入就是数以千万两来计算的，这还不算规模更加庞大的陆军，而且慈溪死后也有上千万的陪葬品。

    说来可悲，崇祯皇帝直到最后吊死煤山，都没有都没有签过一个割地赔款、有损国威的条约，可是大明帝国却恰恰是因为财政崩溃的原因导致最后灭亡。

    所以方云觉得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崇祯皇帝自己的原因。

    明朝的税收很低，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超级低的税收只不过停在纸面上而已。

    在万历皇帝当政初期，这个税收体质被贯彻的最彻底，因为他有一个办法强臣——张居正，张居正主持的十年变法，让明朝农民的生活得到比较大的改善，也使得逐渐走向没落的大明迎来了第二春。

    如果按照这个剧情发展下去，万历皇帝是完全可以彻底中兴大明的，可惜万历皇帝是典型的唐玄宗第二，前期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后期就开始自己作死了。

    张居正能够把‘一鞭法’贯彻下去，没有万历皇帝的绝对支持是不可能的，毕竟一鞭法可谓是得罪了除了农民、军户之外的所有权利阶层，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张居正早就被那些他得罪过的权利阶层给碎尸万段了。

    其实在张居正之前，已经有很多改革的例子了，其中宋朝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在历史上所有变法中，最有名的变法之一了。可是结果呢，就是因为宋神宗没能够彻底站在他这边，导致变法最后彻底失败了。

    仿佛是历史的巧合，时隔几百年之后，同为神宗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对于张居正的变法就支持的很彻底，当然也不排除万历那时年幼不懂事的原因。

    但是不管什么原因，改革都完成了，改革的效果也很明显，国家富了，农民的生活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军队变得更强大了。

    后来的万历三大征也是在张居正变法的时候打下了基础，张居正死了之后，似乎是为了报复张居正功高震主，又或者是为了杀鸡儆猴震慑其他人，不要有像张居正这样大权独揽的心思，万历皇帝最终选择了把张居正从坟里挖出来鞭尸。

    即便这样，这些最多只能说万历人品问题，心眼太小，小肚鸡肠，顶多让后人对他进行一些人身攻击。但是让人心痛的是，万历竟然因为立太子之事，开启了几十年不上朝这种史无前例的‘壮举’。

    虽然他依旧在宫中掌控朝政，可是张居正一手主持的‘一鞭法’却被继任的内阁大臣们毫不犹豫的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筐中，导致大明彻底失去了一次最佳崛起的机会，也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