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日后，汪文言的家人终于发现了情况不对，自家的老爷出门了一趟之后，就一去不复返，连忙报了官。

    一个监生失踪了，还是背景很深厚的监生，地方上当然是要去找的，在一番鸡飞狗跳地搜寻之后，有人发现了汪文言的尸首，经过汪文言家的仆人的辨认，东林众人终于确认，汪文言死了。

    汪文言这么个东林决策圈子里的核心成员，其尸首被发现在城外的乱葬岗里。这个事，很快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东林众纷纷义愤填膺地表示要严惩凶手，甚至连顺天府都被惊动了。

    “皇爷，汪文言的事发了。”

    “动手的调走了么。”

    “都安排好了，调去了五羊城。”

    朱由校点了点头，“这事朕知晓了，厂臣不去管便是。退下吧。”

    沈荫听从了皇帝的命令，没有给东林党任何解释，也没有去威胁地方官。

    东厂干这个事的人都是专业的，自然是没有留下什么手尾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的真相还是很快就被人查了出来。只不过，事实真相就让办案的官差觉得有些惊悚了。

    汪文言是死在司礼监大太监王安的私宅里的，还是在王公公单独见了皇帝一面，头上带着伤出来之后发生的事，动手的似乎是东厂的番子。

    东林党对这个事实，自然是难以接受，很快就找上了王安。

    而王安给东林党诸人的解释就一句话：“诸公好自为之吧。”。从那之后，王公公就自觉地和东林党人划清了界限，不再和他们勾勾搭搭，连闻风而动的东林党的对头的试探都直接打发掉了，变成了一个真不和外廷勾结的太监。

    对此，东林党人们还能怎么办，一个胥吏出身的汪文言而已，难道他们还能为这种小角色去与王安这种大太监为难么，此事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这事明面上没有掀起什么波澜，在私底下却是引得京师里暗潮涌动。

    东林诸人中此时还有一些寄希望于与王公公修复关系，暂时忍下了这口恶气，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王安这样异常的举动，让这些人不免猜测，这事背后隐藏的各种可能，最为可怕的一种，更是让东林众文官感到有些心惊，却又是不愿意去相信。

    齐、浙等党的与东林关系非常恶劣的文官，在隔岸观火一脸嘲讽地看着东林党人吃瘪的同时，也在思考着：王公公是失宠了还是怎样？这是不是意味着王公公与东林党人决裂了？

    只不过，王安依旧稳坐在司礼监秉笔太监位置上的事实，还有王公公在这事之后的诡异表现，让两边的各种想法都落了空。

    免去辽饷的诏书颁布之后，称颂朱皇帝的人就迅速多了起来，不少官员和儒生甚至都被朱皇帝感动得热泪盈眶，许多知晓这个消息的普通百姓更是欣喜万分，纷纷称赞当今乃是真圣明天子。

    就在一片或真心或拍马的赞美声中，自然不会缺少那么几个或理性或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声音。理性的反对，原因倒不是不赞同免辽饷，而是朱皇帝的这封诏书，用词未免太过不留余地，以后辽事再起波澜重新开征辽饷的话，皇帝的脸面就保不住了。

    这些声音，朱由校根本不在意，等他那一堆工厂办起来，就算外星大佬不帮他去海里捞钱了，他也不用再加征什么辽饷。一个镜子就可以把辽饷的钱赚到了，何况他还有其他玻璃制品、肥皂、坩埚钢和纯碱等众多新产品，等到他的新军全面遂发枪化了，火绳枪和板甲也都可以拿去卖钱。

    以现有的通讯和交通条件，李三才的党羽想要串联起来，还需要时间，熊廷弼等人也不可能从湖广江夏之类的地方飞到京师来，皇帝想干的许多事暂时还需要等待。

    辽沈失陷，总不免要追究责任，很快就出现了人事斗争。辽沈失陷后御史方震孺就弹劾了兵部尚书崔景荣，崔景荣于本月初按惯例上疏求去，与此同时方御史还极力推荐孙承宗担任兵部尚书。

    崔景荣这个人，朱皇帝是很不满的，一开始就有换人的想法，只是对用不用孙承宗他却是有点拿不准主意。

    对孙承宗这位大名人朱皇帝很熟悉，和徐光启一样，孙承宗现在也挂着少詹事这种东宫属官职位，是朱由校同学众多的儒学教师中的一位。不过只是通过一些日常的接触，朱由校并没办法判断一个臣子的成色，他可没有那样的本事。

    认真研究了一番另一时空的历史资料，朱皇帝就发现，自己这位便宜老师无论从哪点看，都不像是有军事才能的。

    首先，从工作经验上讲，这位孙先生考中进士时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履历表上只有翰林词臣东宫属官等基本不做实事的清流职位任职的经历。

    仔细研究了另一时空的资料后，朱由校发现，这位孙先生也是争议不小的，认为他是军事战略家的很多，但这一位战绩也实在是不怎么样。

    这一位孙先生在第一次督辽时，就搞出了一出重兵偷袭人家的小据点，损失了几百前锋，然后就全军溃逃的闹剧。

    崇祯朝，这位在四城之战拥兵十万之众，还能让孤军陷在境内的阿敏带着的区区五千人的大部走脱。

    紧接着，照这位孙先生制定的战略搞出来的大凌河战役，修城修到一半，被鞑子围点打援，让大明浪费了无数民脂民膏不说，葬送无数军民的人头，城也毫无意外的被人拆了，同时这个事也是孔有德等大汉奸叛乱事件的导火索。

    另一方面，现在这位孙先生也不过是个正四品的少詹事，资历远远不够，完全不能服众，直接越两个大品级直接提拔到兵部尚书这等要职任上会让人有点不满。

    综合考虑之后，朱由校最终打消了用这位孙先生去参与军事决策的打算。

    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他也对自己这位老师感到有些幻灭。

    另一时空，孙先生第一次督师辽东搞出柳河之败这一场闹剧去职之后，事后接任的高第大嘴一张说孙先生打造的关宁军账面上数字有11.7万，实数却是只有5.8万，少了近6万兵。

    而孙先生当场就怼了一句——你就按5.8万的数字给军饷吧。

    去查案的人，很快又给了个9万多的数字，高第发现自己捅了马蜂窝的高第，也很老实地把自己的话吞了回去。

    这事看起来是孙先生占了理，但以朱由校对时下明军的了解，在潜规则完全是十分粮饷八分出京六分到营的现实下，那个5.8万的数字大概率才是真的。高第会把自己的话吞了回去直接认怂，原因无非是真按5.8万的数字给军饷，要不了多久他高第的坟头草就会有几尺高了。

    那么多利益相关的文官和军头们联合起来，要动手搞死区区一个高第，简直不要太简单。

    以前对孙承宗还挺敬佩，可现在看到清修《明史》和另一时空网上部分人的吹嘘，却只是让朱由校十分不解，他感到这些人都有一种很奇怪的逻辑——一个大臣为人还算正直，十分忠诚，举家殉国了，于是他什么都是好的。

    这样的逻辑，朱由校可不会认同。在他看来，忠诚且想做好事，和有没有能力做事，显然是两码事。他可不大敢用孙先生这种用着一群大吃空饷还阵前转进如风的军头，却还指望复辽的“军事战略家”。

    孙先生主张积极防御，看上去是没有错，但是也不去想想自己手下的军队是个什么德行，连孙子兵法讲的打仗前最基础的知己都做不到，完全不考虑战略执行方面的问题，不打败仗才是怪事。这位孙先生在另一时空这样的作为让在朱皇帝觉得，孙承宗这人也不过是个人品高尚点兵书读得多点的王化贞罢了。

    这位孙先生学戚继光只学人家排兵布阵，对军队的待遇和组织纪律方面的问题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以为学点皮毛就可以练出戚家军，又或许是认为一连消灭了那么多明军精锐的后金是纸糊的，那就是十足的愚蠢了。

    戚家军虽说难免也有空额，但起码不会夸张到关宁军那种程度，人家军饷是不高，但一个月一两银子都是实发，最重要的是基本没有军官黑掉士兵赏赐的事，一个首级二十多两银子的巨额赏钱是实发，更是军纪严明令行禁止。而这位孙先生管着的军队，能做到哪点？

    明军中的这一大堆的问题，牵连极广，就连朱皇帝暂时都不敢下手整顿，诚然不是区区一个孙承宗能解决的，就算把戚继光丢到关宁军去，让他去打后金，这位名将估计也是要含恨而终的。

    然而问题解决不了，就得心里有点数不是么。知己知彼都办不到，还敢说自己知兵？

    另一时空这位孙先生搞了个关宁锦防线，以为这样京师就能无忧，然而结果呢？

    后金多次攻打大明事实上的盟友蒙古察哈尔部的时候，关宁军去救了么，他们有能力去救么？察哈尔部被从蓟镇长城附近被赶走后，后金多次肆无忌惮地破关进来抢劫，让关宁防线完全成了马奇诺防线的祖师爷。人家五次入关抢劫的事时候，关宁军有一次威胁过人家的后路过了？这是积极防御，还是在搞消极防御呢？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里说过：“要塞的积极防御效果产生于守备部队的活动本身，”也认为：“即便是最弱的守备部队也能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

    不能认识到关宁军根本没有勇气和能力去与后金野战，无力离开要塞展开军事活动的事实，只是达成了一个最弱的积极防御效果，就要耗费天量的资金修建大批堡垒要塞，拉长补给线消耗大量的军费。朱由校觉得，在晚明朝廷财政彻底破产的状况下，搞这样的战略简直是蠢到家。

    在他看来，这位孙先生，对手下的军队和敌人都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制定战略完全是靠想当然。以他为代表的，指望不先整肃军队，以为大修要塞大搞堡垒推进的方式，就能收复辽东或者更好地完成积极防御任务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没有半点军事常识的庸才。

    大明本就出现了巨额的财政赤字，他们这么反复折腾下，只会导致朝廷彻底破产，加速大明灭亡。他们的本意未必是坏的，但从结果上讲，说他们祸国殃民都不为过。

    翻阅了大量资料后，朱由校同学认为，另一时空，孙承宗前前后后关注了辽东战事这么多年，作为辽东一把手也不是第一次，一直到彻底搞砸事情下台之前，对军队和军事的认知还是那么浅薄，只说明他能力不够，也没有多少天赋。

    朱由校是觉得，清流误国这句话，在孙承宗这类人身上是体现得十分清楚明白的。

    晚明其他领兵文官，能打的都有在地方和基层任职的经历，他们的战绩就比孙先生好看得多。

    最近翻阅了很多的资料，查看了大量表现奇葩官员的履历表之后，朱由校算是明白，为什么晚明的大明士大夫们总是能突破下限，干出各种各样让人瞠目结舌的蠢事了，这显然和从中期开始大明把清流抬得太高有莫大的关系。

    像孙承宗这样没干过实事的清流，更容易居于高位，做事的被贬低为浊流不说，还容易因为做事犯错倒霉，在这样的环境下，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难免会大幅度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