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起源于黄土高原，生存环境决定了华夏民族会逐步演化成一个农耕民族。作为农耕民族，生存的根本就在于对土地的拥有，而获得土地的基本方式是继承，农耕经验同样也要靠一代一代总结传递，由此使得华夏民族历来对传承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劳作艰苦，个人难以承受，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小规模合作生产形式得以广泛普及，成为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单元模式，影响深远。

    土地的单位产出相对稳定，要想获得更多的收获，基本的办法就是占有周边的土地，所以不管是保护既有的土地产出还是觊觎隔壁老王家的一亩三分地，家庭乃至家族的团结才是立身与进取的根本。华夏民族重视亲情又喜欢内斗的传统大抵来源于此，而所谓小农意识目光短浅、自私自利，说的也就是这回事儿。

    农业生产在小规模的家庭（家族）合作生产模式的基础上，还需要一定的道路水利大型公共设施，风调雨顺物产丰富时则需要大型的公共场所进行产品交换，外敌入侵时农耕民族是无法一走了之的，只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外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悔。所以中国社会很早就进化出具有强大职能的政府，进而演变成大一统的模式以期能最大程度地消除内耗，集中力量办大事。万里长城，千里运河，百里阿旁宫，十里长安城皆由此而来。

    华夏大地虽然朝代更迭不断，但文明一直延续不绝，在古代即使是外族入主中原，往往也只会被华夏文化所同化。这一方面无疑是因为华夏文化远较周边其它民族的文化先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古典华夏文化已经与华夏民族的传统农耕生产模式无比契合，而农耕生产模式又无比契合于神州这块土地的自然条件。

    所以在工业文明兴起前，无论周边哪个民族，一旦进入中原，最终的命运都只会是选择农耕生产模式，进而接受华夏文化的洗礼，并逐渐被同化成华夏民族的一份子。

    华夏历史上的每个时期，每个朝代，各有其独特之处，但只要仔细推敲，便不难发现，华夏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等上层结构，始终与生存环境以及同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联。

    华夏民族在早期无疑是一支很彪悍、很有血性的民族，直到汉唐时期，因生产技术落后，单位土地产出有限，统治者始终很重视开疆扩土，强调对外征伐，统治者以扩大统治疆域来实现其占有财富总量的增加。

    但后期随着精耕细作生产模式的推广使农业单位收益得以提高，加之周边自然环境适合农耕的土地均已被占有，对外征伐的所得已经远不及维持和平让百姓安居乐业划算，华夏政权的扩张欲望大为消退，政府的主导宗旨也逐渐转变为守土有责。

    眼下西方各国的大航海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但这是西方文明在某种程度上的延伸，与欧洲大陆水热条件不佳，农业产出始终难以得到有效提高有着密切关系。

    而在此时的大明，哪怕作为皇帝，想在疆域范围之内进行大规模移民都会遇到很大阻力，何况是将子民投送去千万里之外的蛮荒之地，社会主流阶层不会同意，老百姓同样也不会答应。要做到这一点，无疑要对传统思想观念进行颠覆性的改造，还需要做长期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

    而且万历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安置流民、缓和社会矛盾的好去处，他希望能与西方文明一样，通过汲取新大陆的财富，实现本土社会物质的繁荣、思想的进步，从而使华夏文明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通道，再不会陷入兴衰轮回的怪圈。

    说到华夏历代政权的兴废，在客观上当然与社会矛盾的积累有关，而在主观上，人性随生存环境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统治者的后代失去了先辈的睿智果决，受益者的后代抛弃了祖先的忠诚廉洁，勇士的后代没有了浴血搏杀的斗志。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腐朽式的蜕变几乎伴随着每个朝代的延续不可逆转的加剧，直至最后的崩溃。

    华夏历代政治家从礼的角度出发，始终是以维持政权的稳定作为根本目标。于是乎，人性就成了最不可靠的变数，历史越往后走，社会主流意识越趋向于保守，甚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终极口号。

    其实，在古代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非常缓慢，人们很难意识到个人主观能动性的积极意义，往往只能看到其消极的一面。不只是华夏，全世界的古典文明，越往后发展，其社会主流意识往往都是越发趋向于保守与僵化。

    这也反映出了各个文明的思想家、政治家，在各自对客观世界有限认知的基础上，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思考，殊途同归，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思想意识的解放，需要靠认知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来推动。而反过来，思想的僵化，又会极大地阻碍认知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原本历史上的华夏社会，无疑就是陷入了后者的深渊。

    所以很多时候，一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往往需要从思想方面来寻找解决方案。客观环境与主观意识两者间的辩证关系，古人可能搞不清楚，但作为一名穿越者，万历心中还是很明白的。

    大明既是一个朝代，也是一个国家。国家，是私有制的产物，华夏也不例外。在传统社会，政权就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世界上任何一个古典国家，其国家政权维护统治的功能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

    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人类社会其实一直都是从极少数人占有一切资源财富逐步向越来越多人资源共享的方向发展，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后世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公共资源中受益。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政权的统治职能一直都在逐步减弱，而政权的服务职能越来越被强化。

    社会生产力越低下，统治者越需要尽全力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至于服务功能就根本无从谈起，而社会要提供越多的服务功能，反过来也需要越高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此时的大明，谈这些还远得很，但万历也能清楚地意识到，华夏政权更替至明清时期，统治者在制定政策之时，虽然不知道能靠发展生产力来缓解阶级矛盾，却已意识到，统治阶级的权益需要被抑制，不能盘剥过甚，只有这样才能维持长时间的稳定。

    在政府提供不了更多社会服务的时代，这种意识无疑是先进的，同样反映了统治者对局面的一种理性认识。但这样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权的调节应变能力，一旦发生动荡，就有可能危机重重。张居正克服巨大阻力推行改革所获得的那点积蓄，正常状况下已经可以维持政府很长时间的运转，而一旦情况有变，却又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

    在此时的大明百姓看来，往往公家就是天家，公家收粮征税无非是以天下奉一人罢了，在这种意识状态下，谁又愿意去承受更多的经济负担呢。所以以后大明如果要建立全新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就必须理顺公私之间的关系。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都必须能从政府那里获得越来越多公益带来的好处，这样的政权才会得到全民的拥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当然，所有这一切的根本前提，仍然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农耕文明的一大特征就是只需要有比较良好的自然环境，通过勤劳的耕作，就能长期获得比较稳定的物资来源，这也为华夏文明得以长久存续奠定了稳定的物质基础。

    华夏民族作为农耕民族，在古代其生产能力相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始终是非常高的。这个时代西方航海者们不管掠夺到多少金银财富，都只能老老实实来华夏交换各种实物商品。当然，此时华夏生产的丝绸、瓷器等各种产品，本就具备更强的质量与技术优势。这些优势与强大的生产能力相结合，便拥有了极高的性价比，无可替代。

    明末自然灾害比较严重，但整个社会陷入绝境，并不是因为灾乱导致社会财富总量不够。关键原因还是在于分配的极度不公，政府的调节平衡能力极其有限，既得利益阶层的势力极其强大。

    这是个西门庆与李自成并存的年代，当李自成们被逼得揭竿而起，最终破开西门庆们的府门后，获得的财富还没来得及享受，更加凶狠的敌人趁虚而入了。抢来的金银财宝只能埋进土里，沉入江里，想想都让人觉得没一点意思。

    所以万历觉得，此时的大明，确实是存在了各种各样的严重问题，但最佳的选择还是让华夏克服思想意识的障碍，顺利平稳地从农业文明跨入工业文明，并在这一进程中借助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从容解决掉此时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如果在正常历史条件下，这可能需要数以百年的时间去积累知识，而华夏的传统思想观念又过于根深蒂固，稍有波折，就有可能使这一趋势中途夭折，一切都只能重入轮回。原本历史是的明清交替，就是这样。

    几百年后的华夏脚球队，依然在一而再地上演这一悲剧，临门一脚啊，何其难也。

    作为一名穿越者，万历很清楚自己既不长于理政，也不懂得强军，这些事儿始终还是要交给这个时代的政坛军界精英去完成。但他带来的后世那些知识与见知，却恰好能与此时华夏民族的勤劳品质形成绝佳的优势互补，能极大地加快华夏实现工业化的进程。

    很明显，这种优势互补才更加适合大明的现状，也更能发挥穿越者的优势。

    只要能实现初步的工业化，就能为圆满解决大明各种内部问题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并对这个时代的其他所有文明形成碾压之势，到时候便可以以绝对强者的姿态参与到这场全球利益分配的盛宴之中去。

    解决内部问题，消弭未来隐患，参与到这个时代的大潮之中去，这都是万历早已明确的基本目标。让大明实现初步工业化，看似前景无比乐观，但真要实施起来，问题却依然不少。回到眼下，万历觉得自己最缺乏的，依然是对局面的掌控能力，这不是一个适合讲什么温良恭俭让的时候，唯有不择手段努力提高自己对朝局，对军队，对百姓的掌控能力，才有希望实现既定的目标。自己可以耐着性子小心布置局面，自己也要拿出勇气与智慧破除一切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