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  ”

    这是东京汴梁城目前最流行的《十不管》，表现了东京百姓对朝廷的失望。

    而这失望，主要是冲目前的宰执徐处仁和吴敏。

    徐处仁在担任太宰之前，曾在北京大名府担任留守，社会声望很高。

    太学生与京城百姓都认为徐处仁比较老成，性格刚廉，又富有政治经验，若让他出任宰相辅佐年轻的赵桓，肯定能有所作为。

    徐处仁从三月初担任太宰，到八月初，正好五个月。

    这五个月，正是宋国多事之时，也正是宋国扭转危局的关键时期。

    各地符檄如雪片般飞来，急需朝廷做出英明的决断。

    可是，诸多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弄得徐处仁有些头晕。

    徐处仁虽然有从政的经验，但他却缺乏处理国家危难所需要的政治远见与睿智他对一系列问题的处置，要么不及时，要么出现重大的失误。

    比如，为防金人秋天再次入侵，种师道建议集中诸道兵力屯驻在河阳一带，守住黄河防线，但徐处仁不予采纳，他认为金人既然已撤，岂能复来？不宜先自扰以示弱。

    其政治眼光之短浅，政治洞察力之暗弱，由此可见一斑。

    徐处仁出任宰相，是吴敏向赵桓推荐的。

    吴敏觉得他自己年轻，资历较浅，担心不能控制朝廷目前多灾多难的局面，于是广招贤能，大造声势。

    徐处仁初到朝廷时，与吴敏、李纲政见比较一致，大家合作还算顺利。

    但后来徐处仁和吴敏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吴敏年轻气盛，处理政事经验很不足，当办事人员将各种军政文牒呈报给他请他做出批示时，他竟茫茫然不知如何裁处，只是说：“依旧例可也。”

    徐处仁很看不惯，吴敏无能又喜欢揽权，加上吴敏从之前的主战变成主和，被徐处仁视为叛徒，因此，两人开始明争暗斗。

    慢慢的，徐处仁与吴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糕，每次开会议事，二人都互相诋訾，互相拆台。

    吴敏曾向吏部推荐了几名官员，其中有他自己的亲戚。

    徐处仁审查名单时，毫不客气地将吴敏亲戚的名字一笔勾掉。

    吴敏气冲冲地来到东府（即都堂），找徐处仁商量名单之事。

    可二人交谈了没几句，就激烈争论起来。

    当时，徐处仁正拿着毛笔起草文件。

    一怒之下，徐处仁将毛笔猛地朝吴敏扔了过去，正中吴敏面额，以至于吴敏唇鼻皆黑。

    这件事很快便传遍朝廷内外，影响很坏。

    唐恪、耿南仲、聂山早就想将徐处仁和吴敏赶下台，由他们取而代之。

    因此，他们立即抓住这件事不放，趁机指使御史中丞李回上奏弹劾徐处仁与吴敏。

    李回上奏说：

    “太宰徐处仁，当初因蔡京推荐而得到重用。自金人退师，陛下以其有治理地方的才能，提拔为太宰。然而，其器局凡陋，不识大体，智识滞暗，不通时变，完全不能领导百官。少宰吴敏，其实是蔡京死党。其在相位，悉效蔡京，意在专权固宠。徐处仁与吴敏不和，致使天下之事日渐坏缺。现今，金人猖獗，重兵压境，河东之役师老粮匮，天下之忧日甚一日。徐处仁与吴敏，误国负恩，罪在不赦。伏望陛下亟罢二奸，别图任用。”

    徐处仁和吴敏主政的这几个月，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宋国朝廷本应抓住时机，从总体上进行战略部署，积极做好应对金人再次南下入侵的各项准备，并做好各种预案，包括皇上适时撤出京城的预案。

    然而，徐处仁和吴敏对边防之急，重视不够，措置无方，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

    吴敏还上奏建议读书人都要增加一门《春秋》课程，又说王安石《三经新义》都是邪说，等等，皆非当时之先务。

    另外，通过萧仲恭策反耶律余睹这个馊主意，也是徐处仁和吴敏给赵桓出的。

    作为宰相，徐处仁与吴敏的确都不称职，至少，以他们之才，当不了这个混乱时期的大宋的宰执，他们开不好这艘快沉了的大船。

    很快，搬到了徐处仁和吴敏的唐恪、耿南仲、聂山等人掌权了唐恪升为少宰，因为没有太宰（在金营里当人质的张邦昌是挂名的太宰），唐恪就属于是宰相。聂山同知枢密院事。耿南仲为尚书左丞。

    新任宰相唐恪，是哲宗绍圣元年进士，历任县尉、知府、转运判官等地方官职。

    他是从基层干起，逐步被提拔到中央朝廷的。

    宣和元年五月，东京城遭暴水淹没，情况十分危急，时任户部侍郎的唐恪临危受命治水。

    有人建议决南堤，以纾解宫城之水患。

    唐恪反对这种害民之举，他说：“水涨堤坏，淹没居民，此无可奈何，今决而浸之，是鱼鳖吾民也。”

    唐恪不顾个人安危，乘坐小舟，现场勘察暴水实情，以求因势利导。

    最后决金堤，将暴水注之黄河。

    不到半月，京城水退，赵佶对唐恪大为称赞：“宗庙社稷获安，卿之力也。”

    此次治水，显示出唐恪具有一定的解决危机事件的魄力与能力。

    金军第一次兵临东京时，唐恪在杭州任知州。

    李邦彦举荐他回京，任同知枢密院事，希望他能参与军事决策。

    他回京后，赵桓决定重用，直接任命他为中书侍郎。

    当时，大臣们都热衷于讨论宣和年间政事，致力于揭批“六贼”，希望改革时弊，拨乱反正。

    唐恪对此不以为然，他对赵桓说：“改革时弊应逐渐进行，今日边事甚急，应先讨论边事。言者不顾大体，纠缠于从前之事，以快一时之愤，岂不伤太上道君之心哉？蔡京、蔡攸、王黼、童贯之徒，既已贬斥在外，姑且可已矣。他日边事既定，然后告知道君，请下一诏书，与天下共弃之，其谁曰不可？”

    可以说，唐恪这时看得还是很准确的。

    赵桓也觉得唐恪很有见识，于是，在免去徐处仁、吴敏宰相后，拜唐恪为少宰。

    赵桓对唐恪寄予厚望，期望他能像当年治水那样勇于负责，敢于担当，挽救时局。

    朝廷于是组成了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班子其他成员为：何栗任中书侍郎、耿南仲为尚书左丞、陈过庭为尚书右丞、李纲知枢密院事（仅挂名而已）、聂昌（赵桓给聂山改的名）同知枢密院事。

    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对此时局势的判断与对策仍然分歧很大，仍然争论不休。

    聂昌刚上任时反对割地议和，对战胜金人很有信心，赵桓于是命聂昌全面负责军事工作，并可便宜行事。然而时间不长，聂昌见河东官军屡战屡败，于是改变看法，转而赞同议和。

    深得赵桓信任的耿南仲，自始至终力主议和。他主张效仿澶渊之役的办法，以三镇赋税来赎三镇土地，以换取两国和平。如果金人不同意，则必须忍痛割地求和。在他看来，战则必亡。

    以扳倒王黼而闻名于朝野的何栗，则坚决反对割地求和，他说：“三镇，国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况金人变诈罔测，安能保其必信？割亦来，不割亦来！”

    唐恪审时度势之后，最终也选择了议和。

    而赵桓则还是老样子，战和不定，一会战，一会和。

    在这个危急时刻，宋国上下竟然还无法形成统一，如此一来，搞得整个宋国更加乱七八糟。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就算有心做事，也难以做事。

    就以李纲为例。

    李纲被吴敏等人排挤出朝廷之后，本欲练支精兵与金军决战。

    可朝廷隔过李纲直接指挥各军将领让他们出战，然后战败，令李纲心灰意冷！

    李纲消极地滞留在怀州，按兵不动，每天与幕僚邹柄、张牧高谈阔论。

    诸将若要向李纲汇报事情，需先请示邹柄和张牧。

    将士们因此对李纲颇有怨言。

    后来，吴敏被罢免，朝廷中的人都说，吴敏是蔡氏党羽，是蔡攸安插在朝廷的心腹。

    这让李纲无法接受。

    李纲认为，这一定是唐恪、耿南仲、聂昌这帮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蒙骗了赵桓。

    同时，李纲也忽然产生了一种不详的预感，他觉得不久之后，自己也很可能步吴敏的后尘。

    因此，早已经意兴阑珊了的李纲，去意已定。

    李纲在朝廷时，就不仅与唐恪、耿南仲、聂昌等宰执大臣道不相同，而且在许多方面他们都格格不入。

    所以，与其被勒令罢官，还不如自己主动辞官。

    然而，对于李纲的请辞，赵桓皆不批。

    李纲并不死心，他连续上奏，反复诉说自己才力不能胜任，还说自己最近得了一种昏愦之病，若不罢职，肯定会耽误国事。

    李纲在奏章中还特别提及赵桓的榻前之语。

    当初，李纲本不想当河东宣抚使领兵去救援太原，因为他觉得自己不知兵，胜任不了这个职务。

    可赵桓非让李纲当，非让李纲去，而当时从主战派倒向主和派的吴敏也想将主战的李纲踢出朝廷。

    所以，李纲在不情愿之下，接受了河东宣抚使之职。

    不过临离京之前，李纲和赵桓有个约定。

    赵桓为让李纲出任河东宣抚使，领兵前去解围太原，曾将李纲招至榻前，向李纲承诺：“卿替朕巡视完边防，就可回朝。”

    李纲则请求说：“万一朝廷决议不坚定，则臣应请求去职，陛下应明察臣之忠心，以保持君臣之情义。”

    现在，朝廷对金国外交方针已由抗战又转变为议和。

    当初李纲所担心的“决议不坚定”之情况，已经出现。

    赵桓理亏，只好答应李纲的请求，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身份巡边，前去怀阳，与李纲交割宣抚司职事，同时，命李纲回京赴阙，并让他沿黄河岸边巡视防守之准备情况。

    李纲接到诏令后便离开怀阳，启程回京。

    可李纲刚走到封邱（后世河南封丘），忽然得到尚书省子，说皇上有旨，任命他为观文殿学士、知扬州，令他不必回京，可直接前往扬州赴任。

    赵桓突然改变主意不让李纲回京，是有原因的。

    因为目前的大宋已经乱成一团，而且政令、指责混乱，以至于，太原城都丢了一个来月，赵桓才知道消息。

    赵桓认为，这是李纲救援不利造成的，而且李纲还不及时上报。

    墙倒众人推，加上李纲一系又都倒台，再加上屡战失利，战已经不太现实了，所以，开始有人弹劾主战的李纲。

    中书舍人刘珏说李纲，轻脱寡谋，强执自任，前后败师覆将非一，数有败衄，以致士气益沮丧，金人益嚣张，且耗财疲民，难道可不加黜责以示惩戒乎？

    如果说刘珏说得还有那么一点点道理，那么另一个大臣所奏，则显然是歪曲事实另有图谋。

    那个大臣在奏疏中历数李纲十大罪状，直接掀起了一场揭批李纲的浪潮。

    简单一点说，那人指责李纲，无才，是蔡门党羽，贪功让姚平仲出战，鼓动太学生上书逼宫，担任守御使时滥赏，包庇蔡攸，为蔡京抱打不平，排斥同僚，以蜡书付金使妄结耶律余睹，抗命不去担任宣抚使，救援太原不利。

    那人所说的事，不少都是赵桓所主张的，有些甚至跟李纲一点关系都没有，结果全都扣到李纲头上。

    赵桓对此其实很清楚，可他还是下旨免去李纲知扬州一职，令其前往杭州，以观文殿学士身份提举杭州洞霄宫。

    可宋国的那些大臣们还不满意，继续揭批李纲。

    实话实说，对李纲的这些指责，不少其实还是有点事实根据的。

    可有些情况并不是李纲能左右的。

    无论从战略部署来看，还是从战场指挥来看，宋国目前在军事上都是一片混乱，一塌糊涂，乱七八糟。

    现在，宋国的那些大臣们将这种混乱的责任一股脑的全都推到了李纲身上，似有让李纲背下所有黑锅之意。

    赵桓知道李纲冤，可赵桓见弹劾李纲的人太多，加上李纲的确救援太原不利，还是下旨免去李纲的一切职务，只提举杭州洞霄宫；邹柄、张牧也一同免职，差往别处。

    然而，宋国的那些大臣们对此仍不满意。

    他们继续揭批李纲，而且又重新网罗了李纲十大罪状，非要给李纲治罪不可，非要将李纲批倒、批臭不可。

    赵桓又一次妥协，下旨责授李纲保静军节度副使，安置到建昌军（今江西南城）。

    李纲不服，上书辨雪，又遭到臣僚们的猛烈攻击。

    赵桓再下旨，将李纲安置到更远一点的宁江军(今重庆奉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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