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朱由菘在金陵，瑞王朱常浩则在汉中，衡王朱常庶（氵庶）就藩于山东青州，其余清源王、平遥王和各有关宗室、权贵们都是天南海北。

    虽然崇祯皇帝已经命令锦衣卫和地方官军配合将宗室尽数锁拿入京，但距离在这摆着，锦衣卫总不能直接飞过去再锁着飞回来吧？

    就从最远的瑞王朱常浩来说，能否从战火纷飞的蜀地安全到这边已经是两说，就算运气好安全抵达了，那也至少是十天半月以后的事儿了，急是急不得的。

    崇祯皇帝也想尽快处理了这批蛀虫一般的便宜皇亲，毕竟多留一天，损失的那可都是朕的钱，败坏的可都是朕的名声。

    历史上的那位顾前顾后，可朕却跟你们没有半毛钱关系，当然可以随心所欲的处置，心里也根本没什么负担。

    尽管如此，崇祯皇帝的当务之急，却还是解决眼下新冒出来的麻烦，这个麻烦是什么，正是在数日后就将举行的科举。

    这是每三年一度的会试，由于刚好在春季举行，又被时人称作“春闱”，这次考试分三场，每场三天，共持续九天。

    每当这个时候，各处前往参加会试的举人和监生们都会千里迢迢的赶来京师，为的正是一展平生所学，成就功名。

    说起来，这也是三年之内商贩们最喜欢的九天。

    前来参加会试的读书人会在这九天内暂时居住在京师，也会购买大量的日用品和衣物，继而带动整个京畿一带的商贸发展。

    这科举制度延续了这么多年，条条框框当真是不少。

    简单来说，大明朝对延续千年的科举进行了明确规定，共分四级，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

    考试内容千篇一律，基本是所谓的儒家经义，规定以“四书”文句为题，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还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

    为了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全天下的读书人首先要在各地参加院试，时人又称之为“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童生，录取“入学”后便为生员，又称为生，俗称秀才。

    到了秀才这一步，往少了说是已经拥有了读书人最基本的“特权”，往大了说，这就他们殷殷期盼“功名利禄”的起点。

    当然，朝廷为了能让这些读书人得到良好的培养，一直都是下足了本金，仅官办最著名的就有府学、州学和县学可以让他们进入学习。

    生员选择地点“入学”后，即受朝廷指派的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人管教。

    生员又分为三种，说白了，成绩最好的是廪生，名额有限，但由朝廷发给粮食资助，其次是增生，名额依然有限，资助较少，新“入学”的则称为附生，没有资助。

    每年各处由学政负责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严格来说，其实院试根本算不得正式的科举，顶多算是个入门考试。

    正式的科举考试只分三级：乡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第一，称为“解元”，会试第一，称为“会元”，殿试第一则为状元。

    连中三元者极其少见，但并非没有，后世的崇祯皇帝特意查过，千百年的历史，据说只有十七个人得到过“连中三元”这份殊荣。

    唐代三人，宋代比较多有六个，占比快一半，金、元最菜各自只有一人，有明一朝，至今不过也才出了三人而已。

    上面的那些都是文三元，目前为止连中武三元的人只有两个，全都在大明。

    其一，是嘉靖年间的尹凤，连中武科三元，官拜参将，辅名将俞大猷在福建、浙江沿海的抗倭战争中屡建战功，功勋卓著。

    其二，是神宗万历年间，浙江永嘉人王名世连中武科三元，官授锦衣卫千户。

    据说此人不仅武科贯时第一，却也博通经史，工诗善书，时人称其武艺、诗词、书法为“三绝”，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秉性刚介，不媚权贵，颇有直道君子之风。

    有趣的是，明代至今武举时办时废，但每当武举成功进行之后，选出来的一大批武进士几乎都会为朝廷效死，赶赴各地，成为军将中年轻有为之人。

    其实对于崇祯皇帝来说，眼下情形，武举显然比文举更为行之有效。

    可惜的是，崇祯朝至今已经十九年了，武举没有几次，多半只是形式上糊弄过去的，选出来的所谓举人也都是世袭勋戚，由于种种原因，竟然只在崇祯四年时出过一个农民出身的武状元。

    崇祯四年，参加武会试的举子中，大部分人都是世家勋戚子弟，这些宗亲油头粉面，挥舞起刀枪就像耍猴，能运百斤大刀者竟只有王来聘、徐彦琦两人。

    发榜后徐彦琦榜上无名，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身材瘦弱的世家子弟，议论腾起。

    当时正“锐意重武”的崇祯帝认为有人作弊，将考官、监试御史等一大批官员下狱、撤职，令户部尚书倪元璐、国子监祭酒方逢年等主持武科复试。

    复试成功督办，选取百人，依照文榜例，分三甲传胪赐宴。

    崇祯亲自调阅前三十名试卷，钦定一甲三人，王来聘居一甲第一名，为武科状元，授登莱副总兵职。

    自崇祯四年之前，朝廷武举一直没有殿试，也没有设立一、二、三甲的区分和鼎甲名号，正式有武状元之设，王来聘是第一人。

    不过更为可惜的是，王来聘在一年之后孔有德的登州之乱中身先士卒奋战阵亡，并未在历史上写出有关自己的一页。

    崇祯四年以后至今，朝廷再也没有办过一次像样的武举。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