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地拉那的国宾馆。

    汪苏凤带着顾骜和其他团员，见到阿尔巴尼亚人的时候。

    国内的伟大全会，已经正式闭幕了。

    同一天，柬埔寨的那位亲王，例行公事地发布了对华夏胜利举办大会的祝贺电文。

    与此同时，南方的越南人，也突然升级了与柬埔寨的边境局部冲突。

    外交口上，越南人厚颜无耻地颠倒黑白，叫嚣要为苏联老大哥清理门户。

    汪苏凤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先表达我国对越南和柬埔寨冲突的态度，然后顺便让阿尔巴尼亚等国也在哲学理论层面表个态站个队，声明一下他们觉得越南和柬埔寨谁占理。

    陈述本国立场的时候，汪苏凤轻车熟路，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随着议题进入与阿方辩论越柬谁对谁错、谁社谁修，场面就胶着起来。

    汪苏凤一开始信心满满，依然还是拿出过去10年一招鲜吃遍天的理论。

    不过很快，就被阿方抓住了一些细节疯狂反击。

    汪苏凤的支撑，变得吃力起来。

    ……

    谢尔盖.扎达索夫是今天会见中、阿方的一员干将。

    他虽然不是接待团的头号人物，却是理论功底最扎实、事先准备工作也最充分的一个。

    面对汪苏凤的老调重弹，阿方的其他人员负责正面硬抗，而谢尔盖则伺机奇兵突出。

    “汪，你们说柬埔寨人支持你们的改革决议，是拥护社会注意的重要表现。那么我方倒是想问问。难道在社会注意国家，私人经营者直接雇佣工人、并剥削其劳动剩余价值，这也是社会注意么？”

    面对这个突兀的具体问题时，汪苏凤先是一愣，选择了直接矢口否认：“我国是绝对的公有制经济国家……”

    “是么，那你们对这种行径又是怎么定性的？”

    谢尔盖说着，拿出一份阿语翻译的报纸，以及中文原版。

    汪苏凤的额头开始冒汗了：“任何国家都会有经济犯罪问题，这是不可能通过治理根治的。这和路线没有关系！”

    谢尔盖露出了狞笑。

    他等的就是这种慌不择路的辩解。

    “是么，那这个又是代表了谁的态度……”他不紧不慢地拿出另一个证据。

    短暂的唇枪舌剑之后，汪苏凤终于急了。

    他赫然发现，当年用得很顺手的“谁穷谁有理”的猛打猛冲，突然不管用了。

    至少他手中的武器，弹药经常会卡壳，甚至是空包弹。

    就在他难堪的时候，顾骜借机在他耳边用汉语偷偷低语：“汪委员，我觉得你不如这样自辩：根据马克思的原著，小规模雇佣帮工，并不属于剥削剩余价值并扩大再生产。而国内对于大规模非法雇佣的打击态度还是非常严格的，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汪苏凤觉得头皮阵阵发炸，不太听得懂，只能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你直接反驳那家伙！”

    既然得到了合法授权，顾骜就不客气了。

    他不卑不亢地开始用略生硬的德语指点江山：“对不起，谢尔盖先生，按照马克思的原教旨精神，我们至少可以肯定，雇佣7名帮工以下的小手工业者，是绝对不属于资本注意经济成分的。您刚才根据这些社会现象与官方媒体表态攻击我国，是毫无依据的！”

    顾骜的德语其实学得还不怎么好，依然是哑巴德语。不过这段话却是他提前背了几百遍的，所以非常流利。只要临场换几个交谈对象的名字就行了，所以不知情的人，还真容易被他侃侃而谈的样子唬住，以为他是个外语天才。

    谢尔盖一愣，完全没想到顾骜是这个反驳角度。

    不过他看顾骜地位低微，随即就很不屑地反驳：“哼，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这是大是大非的定性问题，怎么可能因为规模的量变而转移呢！”

    “当然有区别，一切问题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怎么能无视客观变化呢！

    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只有将‘剩余价值’主要用于投资的，那才有可能是资本注意。“资本”这个词的存在目的，就是单指扩大再生产，而不仅仅是占有利润……

    按照马克思原文的字面意思，这个‘主要’的占比至少要超过50%。如果雇佣规模不够大，即使占有了部分类似于剩余价值的货币，也会被小业主用于改善个人生活，这样就无法利滚利……”

    “而马克思对于当时的社会剩余价值率及普遍剥削程度，是这样算的……”

    “马克思还考虑到了人在富裕后提高消费水平的可能性，并做了充分的社会调查，认为工人之所以无法完成原始积累，就在于‘他们只是挣扎在温饱线上，即使让他们的收入提高一倍，他们也可以为了更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将多出来的钱消费掉，故而无法用于再投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小业主用于个人生活改善的支出就足以消耗掉4个工人产生的剩余价值……”

    “因此，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可以推出，凡是雇佣8个工人以下的小业主，其通过组织型劳动所获取的利益，‘主要部分’并不足以用于扩大再生产，又何谈资产阶级的生产组织方式呢？我国支持这种经济成分，完全是按照马克思的原教旨，在合理范围内更好地搞活经济！”

    顾骜洋洋洒洒地用德语一阵忽悠，而且并不是一口气说完的——中间还穿插了好几处谢尔盖的质疑和反驳。

    他的话术组织层次之所以表现成现为现在这个样子，也是交锋的结果。

    谢尔盖和其他几个阿方人士，自忖都是饱读原著的。

    不过被顾骜这么层层递进地反驳，无不手足无措起来。

    “马……马克思还能这么读？我们几十年书白念白研究了么？这不可能！”

    谢尔盖已经是阿尔巴尼亚国内最好的大学、地拉那大学的哲学高材生出身了。虽然他知道，阿国的教育和科研水平（包括社科研究）比较弱，远远不能和大国相比，但他自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坑看不出来。

    但是，他这次偏偏就没有提前看出来。

    反而在不必要的地方浪费了太多的口舌和弹药，被中方智商压制了。

    “哼，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搞定对手后，顾骜内心得意而又敬畏地想。

    他可是借用了后世国家经济政策研究室专家、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

    以华夏社科院的水平，来跟阿方的哲学家辩论，赢了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汪苏凤刚才听得已经是目眩神驰，不听拿手巾擦汗。

    外事交谈都是双方有笔录速记的，毕竟说过的话都不能赖。没想到最后还是靠顾骜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愣头青，帮他收拾了残局。

    ……

    “小顾！今天多亏你了！”离开会谈室的时候，汪苏凤觉得自己后背的衬衫都已经湿了。

    “没什么，术业有专攻而已，这是我应该做的。”顾骜一点都不装逼，他也不需要急着显摆。

    反正一切都是双方留档的，该是谁说的都抢不走。

    是在何种语境下说的、是主动挑起的？还是被动迎战、为了捍卫国格？这些细节，统统都会有记录。

    所以仅仅一天之后，顾骜的事迹就传回了国内。

    当时，有关部门刚刚完成了与曰本大使的会晤，国家的开放，让西方世界与我们的关系陡然友善起来。

    对于开放后的外交形势问题，资本注意国家那边，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华夏改革越彻底，西方对华态度改善就越亲密。

    需要担心的，只是本来东欧那些国家，是否会反应太过激烈。

    华夏倒不怕东欧弹丸小国真的能闹出多大动静——大家离得这么远，东欧弹丸们鞭长莫及，能起什么作用？

    关键是怕这些国家把声援越南的阵营舆论造势造起来后，逼得苏联也没台阶下，加大对越援助力度，那事情就棘手了。

    小弟和马仔们坏事儿的主要方式，就是时刻保持围观和注视大佬，然后在一旁摇旗呐喊、起哄助威。

    搞得大佬想找个台阶偷偷下、服个软，都没机会，怕丢面子。

    阿尔巴尼亚虽小，却是东欧社会注意阵营中，最为挺华反苏的，标杆作用很重要。所以有关部门领导在问起近期的进展时，汇报者就自然而然从这个角度切入了。

    “哦？看来宣传部门和理论研究部门的工作做得很好么，这种新形势下的论战，都挺过去了。”听到好消息，有关部门领导心情自然不错，也就不介意再多休息几分钟、就当听听龙门阵了。

    这是一个意外之喜，说不定能给苏联人多找半个台阶，让他们在作出“不以动武方式为越南人出头”这个决定时，多留点面子——

    这可不是小事。如果能确认苏联人不会在华夏南顾的时候动手，北方的几个军区就能降低一些动员等级，少做一些军事演习和展示肌肉的威慑。

    百万万大军少进入一级战备，那省下来的钱和资源可都海了去了。

    北线的情报如果更准确一些、外交姿态更明朗一些的话，只要能省掉其中10%、甚至5%的动员浪费，那都足够外交部全体吃一个世纪的红酒牛排了。

    给外交部花的那些钱，确实值。

    至少在国家需要裁军、缩减军费的时候，或许往外交口花一块钱，军费就能少花十块钱。

    ……

    确认论战进展后，下一个话题自然而然就会聊到立功人员。

    “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是哪位同志负责的。”

    “汪苏凤，也是部队转业到外交口的有经验同志了。”汇报者的功课做得很足。

    “部队转业干部的理论业务水平，提高很快嘛。”

    汇报者不敢隐瞒，连忙解释：“他的领导组织工作是做得不错。不过这次论战的主要理论弹药，还是外交学院的专业人才提供的——我来之前问了黄部长，说是人手不足，有安排外交学院的高年级学生，提前作为专业的助理，进行协助。倒还真发挥作用了。”

    “哦？是在校生？”听者显然心情很好，坚定地大手一挥，掷地有声地说：“看来我们恢复高考的决定，果然还是很英明的嘛！新形势下，就该有了解新情况的同志来处理专业问题！对了，那位小同志是如何掌握这些能力的，有调查过么？”

    汇报者陪着笑赞美：“您说得太对了。从外交部门的内部调查来看，应该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有些新形势下的新理论问题，国内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所以那些有经验的老同志，经验在这个问题上不一定用得上。所以恰好被那位小同志立功了……”

    “认清形势，不骄不躁，难得。深入调查一下，如果没别的问题，可以作为典型！”听者的心情很是不错。

    于是，他又免不了问了一些论战当中的具体理论依据。

    汇报者自然也是现学现卖，把《资本论》中的相关段落都解释了一遍。

    “让报纸明天就把这个论战发出去，就说是我说的——这个例子非常好，谁说搞活小业主、小个体的经济，就是资本注意才有的？马克思都说了，这就是社会注意经济的很好补充嘛！

    只要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就应该观察观察。跟阿尔巴尼亚人那样，死抱着谁穷谁有理，我看那才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最后这八个掷地有声的字眼，被一字不差地记录了下来。并且在第二天，成了那篇本来无名社论的标题。

    ……

    历史上林专家的那篇文章，自然是没有资格上头版头条的。毕竟那只是经济理论工作的学究之言，是在故纸堆里做文章。

    但是，如果同样的话语，是因为“我国遭到居心叵测的阿尔巴尼亚人攻讦时、为了捍卫国家尊严”而不得不反击的素材，那定性就绝对不一样了。

    于是，在12月24日，《人人日报》头版，就登出了一篇顾骜连夜赶稿润色后的文章。

    整版文章。

    标题就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署名：顾骜，林子里（经济研究室和社科院的专家，为顾骜的即兴发言做书面整理，所以挂了第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