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了痛点，最多只能算是做好一个课题汇报的前10%工作而已。

    就像一个病人去看病，医生搞清楚他究竟是啥病。

    下一步是弄清楚最前沿的努力已经做到哪了。

    相当于医生问明病人来医院之前、还自己吃过哪些药。

    在这方面，顾骜比其他研究生略有优势。

    因为基辛格带的其他研究生，是接触不到最近几年美国国WU院的决策机密内幕的。所以他们不会精确知道“这一次来医院之前吃过多少药”。

    而顾骜至少可以看到一些后世解密出来的热点分析，也就能少走一点弯路，少做一点重复性工作。

    当然了，顾骜前世并不是研究这个的，所以他只是外行看热闹。对那些闹大了的70年代秘密外交事件的手腕有所了解。

    其他95%小事情，他是不知道的。

    算不算大事的标准，要看后世有没有资格被脱口秀“晓说”提及、或者进入“得到”分析课程。没收录的，顾骜上下班地铁上没听过，就不知道。

    他前世是码农嘛，忙着呢，哪有时间专门学没用的文科琐碎知识。

    比如，71~72年，基辛格为中美建交所作的努力，以及两面“欺上瞒下”的秘密和稀泥，这就算是“大事”，顾骜是知道一点细节的。

    只不过这一领域没什么干货可挖。

    另外，从国际上而言，基辛格那一年干的更大的事情，是跟苏联人签订《反导条约》（72年），限制两国开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30年后小不死总统退出了，美国就搞了NMD/TMD）。

    而从这里面，顾骜可以看出，“如何对付国会只能二选一”的问题上，前人已经做了尽可能多的努力了。主要表现为“把修改伪装得不像修改，而是澄清解释，并且在澄清和解释中欺骗蒙混参议员”。

    《反导条约》的细节无需赘述，但看一下总体逻辑，就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极度需要秘密外交、一边骗自己人一边签的条约了。

    因为这实际上是在“拿自己国家当MT肉盾、帮队友扛仇恨”的条约，跟15年后的《中导条约》一样，如果被本国人民和议员们知道真相，是绝对不肯签的条约。

    无独有偶的是，《中导条约》在李根任期内签订好之后、同样是持续生效了刚好30年，到唐纳德时被撕毁。

    顾骜之所以对这些这么清楚，是因为后世唐纳德撕毁《中导条约》时，网上媒体炒得很热，他在那些学习APP上看了太多铺天盖地的分析文章。

    这两个条约一致的技术逻辑是这样的：当时美苏两国的反导弹系统，即使研发了，也是需要极高的反应时间的，所以即使开发成功，也只能防止苏联美国互相毁灭，但防不到苏联就近拿核弹核平西欧，所以一旦开始研发，西欧会更危险，成为敌方射程被限制后、顶在前排的肉盾。

    中程导弹的部署增加，也是这个道理：苏联的中程导弹只能用于灭掉英法德意，是打不到美国的。限制中程导弹数量，其实是让苏联把同样的资源往洲际导弹上倾斜。

    也就是说，美国人签约时，相当于跟苏联喊话：你要干直接跟老子干，别想着拿小弟撒气。

    这很像2010年代，美国人对北棒喊话：有种你弄出更远程的洲际导弹来，别老是不管谁揍你，你都拿揍南棒这个手无寸铁的人质来威胁。

    而这些条约，对美国当时的国际环境，确实是有帮助的，它看似加大了美国扛仇恨值的比例，但把西欧国家彻底拉成了小弟——

    基辛格之所以是在72年去签《反导条约》，就是因为70年11月的时候，法国铁腕开国总统戴高乐死了、蓬皮杜可以彻底走出阴影。而戴高乐活着的时候，法国一度是保持中立，跟苏联关系还不错的，还拉拢了一大票站中间立场的欧亚小国，并不唯美国马首是瞻。

    因此基辛格是在戴高乐刚死、立刻就推动了反导条约、示好整个西欧，蓬皮杜就一改此前的“戴高乐主义”外交，倒向了美国。

    美国人这个“扛仇恨”，其实是在国际上拉到了一大票马仔的，而苏联人又没真的发射过核弹，所以美国其实是用虚无的风险，换来了实际的利益。后来87年的《中导条约》更是如此，极大拉拢了欧洲和其他环苏联国家，为他们常年坚持国际油价低迷、拖垮苏联经济、一边阿富汗战争放血，最后苏联崩盘。

    但正是这样的内容，导致这两个条约，美方签署人员是必须秘密进行的，绝对不能让国内人民知道真相。

    否则人民和议员们就会发现“原来你国务卿是在苏联人那儿拉仇恨，让苏联人把本来平坦到英法德意这些盟国头上的仇恨值，统统由美国扛、换取法德心悦诚服给你当小弟”，然后人民就会乱来，议员就会疯狂投票抵制。

    可白纸黑字的条约，最后总是要表决的，这怎么秘密得了呢？

    有办法。

    就是利用参议员们都是文科生啊，不懂科技啊！

    他们拿到反导条约和中导条约上那一大串技术参数，压根儿不知道限制的东西究竟是干什么的、被鼓励的东西又是干什么的。

    在文科生眼里，所有参数的弹道导弹和反导弹系统，好像都长一个样子的嘛！应该也是一种用途的吧？限制其中一种、鼓励另外一种，到底意味着什么呀？好像没差啊！

    这时候，基辛格等外交人员，以及从五角大楼请来听证的弹道导弹部队技术将领，就负责接受参议员们的质询、帮他们答疑了。

    他们可以在答疑的时候，把这些技术细节糊弄过去。

    关键就在于这个“解读”。

    然后管理好媒体，别让懂行的人在签约期限内曝光出解读文章，就没事了。

    （这时候最怕的就是外国某个期刊上，比如《外交评论》，杀出个顾骜之类的人，写一篇深度解读论文、送到反对档智库那里，乐子就捅大了。

    如果有人能逮到这样的机会，那么别客气。写完文章后，要么美国人的某个基金会，会拿着上千万美金来堵你嘴；要么某个CIA的特工，会想尽办法干掉你灭口，风险与机遇并存。）

    基辛格72年的时候，就是这么把反导条约的事儿瞒天过海办成的。

    捋完这一串脉络，顾骜豁然得到了一点启发：

    现实政治中，想靠强行突破宪法规定的表决阶段只能投票、不能修改这个铁律、折衷和稀泥，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宪法这么规定，就是为了分权，确保立法的人只管立法、行政的人只管行政、执法的人只管执法。

    这是三权分立的最基本要求，事关美国国体，万万不可能被动摇。

    否则允许“折衷”的话，就相当于允许行政官员国务卿、在国会立法的时候提供怂恿性意见乃至误导了。

    这就好比在任何两审终审制的国家，诉讼法都会规定“二审发现一审价值判断和法律适用错误，可以直接改判。而发现事实认定不清、或者有必须采纳的新证据的，应当发回重审”。

    这就是防止有人特地瞒着重要证据、到二审再拿来证据偷袭，不给对方准备时间和想明白后“再来一次”的机会，直接蒙混过关一锤定音。

    你国务卿和总统要临场修改，早干嘛去了？就是不让你现场改，不让你趁着议员们脑子还糊涂的时候蒙过去。一定要打回去，让议员们充分读完，脑子冷静了，再表决一次。

    而国务卿干的就是那种“你们听我解释，我没改，其实我没想改，我就是怕你们看不懂，现在在给你解释，这是解释，不是改”。

    就这样偷偷地进村，放枪滴不要，看谁脑子更阴损奸毒，脑子保持长时间清醒的能力更强，最后把对方给忽悠骗过。

    八年前基辛格是干得不错的，他在最后应对内敌的时候履险如夷忽悠瘸了20几个提问参议员，没让他们看出来反导条约的“帮小弟扛仇恨”属性，蒙过关了，等他们后来发现法国人来投靠，才回过味儿来，大势已去，条约早就生效了。

    不过这种被阴的不爽经历，多多少少也为民猪档议员们后来狂怼尼克松下台积蓄了不少“怒气槽”，这是后话了。

    到上述为止，顾骜算是弄清了“这个病人这一次来医院之前，已经自己吃过哪些药”了。

    ……

    后面，是“开新药”。

    理论是理论，骗人实践是骗人实践。

    实际执行落地中，你究竟是在对秘约进行“折衷/实质性修改”，还是仅仅提供“答疑/解释”，远比法理的玄学推演更难判断。

    理论上，所有涉及“事实判断”的东西，都是不容更该的，涉及“价值判断”的东西，是可以解释的。

    但什么才算“事实”、什么才算“价值”？真正顶级的国际法老阴哔，绝对可以把参议员都绕晕，更别说普通民众了。

    举个不太恰当、但有助于理解的例子，在大洋此岸，法律都是大会立的，这没有疑问。但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出“司法解释”啊。“解释”的时候还有多大操作空间，学过法的人自己心里清楚就好。

    “所以，基氏保护秘密外交成果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实质性修改’伪装成‘非实质性修改’，甚至把‘修改’伪装成‘澄清/解释’，夹带着通过参议院质询。”

    总结到这一步，顾骜真的是非常心累了，

    他已经写满了整整十几页草稿，也揉掉了七八张，内心收获颇丰。

    道理他是能想明白的，但越是想得透彻，他越是发现自己是真心不想学这种技能。

    因为对他一辈子都没用。

    他只是来美国进修一下，不是给美国当官。

    这一套辣鸡，将来回去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啊！

    他把最后一张推演废纸揉成一团，狠狠丢进壁炉里，长叹一声：“唉，还是***说得对：西方民猪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领导人为了迎合民众及其代表，而不得不说谎！

    这种技能练了有什么用？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应该集中力量办大事嘛，干嘛想着怎么骗议员？

    至于骗韭菜的口才，就更没用武之地了。对韭菜应该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提升他们奉献的政治觉悟就好了嘛。”

    吐槽归吐槽，如今已经箭在弦上，准备工作都做到这一步了，顾骜也只能当是“头脑风暴”，锻炼一下自己的智力博弈了。

    人生重要的不是知识存量，而是学习和思维能力。研究一次，不管结论有没有用，至少也是脑力的淬炼。

    “这种把‘修改’伪装成‘解释’的行径，最大的风险就是一旦短时间内被反方戳穿你蒙混过关的企图，那么负责提供质询解释的当事人，会有极大的风险。以至于他们不太敢经常睁着眼睛说瞎话，怕将来夜路走多了撞到鬼。

    在美国，伪证罪和其他类似的试图妨害司法/立法公证的罪名，都是很重的。而且目前这些罪名大有被过度滥用的趋势。这也是布热津斯基时代不敢跟基辛格时代那么嚣张的一个侧面原因……”

    顾骜如是往下推理，想到这一步时，已经是后半夜了，中间其实还走了不少不可行的弯路，便不多赘述了。

    想到这一点后，他知道，自己今天的一切研究成果，估计都不会上学术期刊了。

    因为真要是有什么干货，基辛格肯定不让刊的，而是偷偷秘密印发，只给本档派的总统、国务卿、核心档鞭等几个人看。

    因为，这方面的技能，从来都是控辩双方水涨船高的。布热津斯基时期，之所以畏首畏尾，就是因为此前基辛格时代那点谎言技巧，渐渐被议员们回过味儿来了。

    不好骗了呀。

    “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干！对了，后来86年的时候，李根是怎么掩盖‘伊朗门’秘密交易的恶劣影响的？记不太清了，不过好像很失败啊。

    克琳顿任期内，是怎么掩饰‘拉链门’（莱温斯基案）的‘伪证罪’指控的？诶，这个好像有点印象，前世看哪个涩情报告解读过来着……”

    对付“伪证罪”和对付“提供虚假质询意见罪”的法理学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吧？

    前者在美国的法律体系里，归纳为“妨害司法公正”，而后者是归纳为“妨害立法独立”。

    从法益级别来说，这里面可以类比一下。

    “要赶紧找出近年来联邦最高FA院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全部关于伪证罪非罪案例的判词和解读！”

    在茫茫题海中寻找药房的顾骜，终于抓住了一丝努力的药引子方向。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