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东西摆到长桌上以后，余耀的目光先被一件笔筒给吸引了。

    这笔筒二十多厘米高，十几厘米的直径。

    束腰，线条优美。

    青花，画片是枯枝花鸟。青花发色有些淡，像是浙料和江西土青混合的效果，不过，结合精致的画工，给人清丽舒朗的感觉。

    这件青花束腰笔筒，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随意的，这笔筒拿上来的时候不是竖着的，而是放倒的。

    能看到胎底，无款。

    或许是因为最后一轮的原因，有的人议论的声音偏大了一点儿。

    “过渡期”、“康熙早期”的词汇间或蹦了出来。

    不上手，这么看几眼，就能大致将年份定在过渡期到康熙早期，算是有几分眼力了。

    所谓过渡期，和空白期一样，是陶瓷史上的一个专业术语。

    明末的天启、崇祯，清初的顺治，这三朝加起来不过几十年，被称为过渡期。有外国的研究者，也把这个时期叫转变期。

    这个时期，主流占大比重的瓷器，依然是青花，不管过渡还是转变，基本也都是体现在青花瓷上的。

    观察过渡期的青花，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时期的青花瓷，一改之前嘉靖到万历时期的繁复密集的风格，走向了“小清新”的路子。

    康熙早期青花，也受到了这种影响，风格一脉相承。

    乍一看很难理解，因为不管是过渡期，还是康熙早期，华夏都是一个乱局。比如其中的1644年这个著名的年份，一年之中，光是皇帝就出过三个：崇祯、李自成，顺治。

    但若仔细深思，政治上的乱局，也恰恰让高层统治者无暇顾及太多经济环节，比如瓷都的窑口生产。这个时期的瓷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治上的控制，有点儿放任自流的意思，所谓“小清新”，其实是一种自由生动的表达。

    杨锐同样对这件青花束腰笔筒很感兴趣，他自己先仔细瞅了瞅。除了确定时期，另一个关键是确定是不是官窑。

    因为过渡期到康熙早期的官窑，相当一部分是不落款儿的。

    同时，这一时期的民窑，因为蓬勃大发展，出现过一批水平很高的产品，足可比肩当时的官窑。

    从过渡期到康熙早期，也是瓷质笔筒出现和初步发展的一个时期，形制多样，也不能从这方面精细区分。

    笔筒这种文房用具，出现算是最晚的。笔墨纸砚不消说，就算其他的一些辅助文房用具，宋代也基本都有了，只有笔筒，是明晚期才开始出现。

    因为笔筒没什么具体作用。

    笔筒不是放笔的么？

    当然不是。

    古人用的是毛笔，要是写完字画完画清洗之后，倒着放笔筒里，那笔毫就开花了；笔毫朝下自然也不行，杵在笔筒底部同样变形。

    所以毛笔不是放在笔筒里的，是笔毫朝下悬挂在笔架上的。没用过的毛笔倒是可以放在笔筒里，但没用过的毛笔，放盒子里柜子里一样，有没有笔筒都可以。

    笔筒没有具体作用，所以出现得晚。但是它出现了，那就是有作用的——观赏作用：摆在案头，装点书桌，陈设观赏。

    从这件笔筒上，能大致认定是过渡期到康熙早期，在瓷器上的眼力已经算可以了。因为青花瓷跨度很大，有些老玩家，也只是重点了解明代和清代的著名官窑。

    还有人对这个笔筒不感兴趣，认为这种稀疏的画片，是晚清民国的东西。

    至于进一步确定具体是哪一朝，是官窑还是民窑，那就需要更高的眼力了。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只需要一点，余耀便立即判定，这是一件顺治时期的东西。

    这一“点”，就是那只飞鸟。

    瓷器上，有无声的鸟语。

    从明代后期，到清代早期，因为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瓷器上的鸟，状态是不一样的。

    比如，比过渡期更早的万历时期，瓷器上的鸟，都是顶头振翅疾飞，仿佛是在播报：大明快完蛋啦，快跑啊！

    到了天启和崇祯时期，鸟的状态变了，有点儿翩翩起舞的感觉，又仿佛是在说：活一天就享受一天，吃了断头饭，二十年后爷又是一条好汉！

    顺治时期，又有变化，飞鸟的状态不是疲于奔命，也不是自暴自弃，而是一种调整的状态，典型特征就是飞鸟的头不冲前，经常作回顾状。

    到了康熙早期，飞鸟就少了，多是蹲在枝头上的鸟，即便是飞鸟，身躯也都有点儿肥，肚子比较圆。

    这件青花束腰笔筒上的飞鸟，距离枯枝不远，却不落下，扭头回看着枯枝，像是有点儿想歇脚的感觉。

    当然，解释起来相对复杂，余耀看只是很短的工夫，这件笔筒还没被调整摆放状态，他便又确定了这是一件顺治官窑！

    顺治时期，御窑厂不可能全面恢复生产，所以顺治官窑是比较少见的。这个时期，也延续了明末出现的“官搭民烧”。

    官搭民烧，简单来说，就是大部分官窑瓷器，先在御窑厂完成造型和釉彩方面的工序，然后在民窑中搭烧。这也是明末清初出现一批足可比肩官窑的高水准民窑的重要原因。

    所以，从胎釉，青料，画工，这些方面，都很难区分是顺治官窑还是民窑，而且这件又没有款儿。有款儿当然就容易多了，顺治官窑款儿容易鉴定；不少民窑也是落款的，多是干支款儿，比如“顺治丁亥年”。

    余耀确定是顺治官窑，还得谢谢摆放方式，要是一开始是竖着摆放，他也得看了圈底才能最终确定。

    因为这件笔筒的圈足口沿，是经过仔细修琢的，是光滑的“泥鳅背”，顾名思义，就是修出的弧度如同泥鳅的背部。

    精品民窑也有“修足”的，但却达不到这种水准。这需要很高的功力，而且耗时偏长。再者，单就笔筒来说，官窑修成的泥鳅背，必定比民窑光滑，打磨技巧和打磨材料肯定不一样。

    技术上的分析容易，落实到眼力上，能看明白就难了。

    被这件笔筒吸引的人，似乎看得越久，越有些拿捏不住。

    此时余耀不由又看了一眼标价，深深吸了一口气。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