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跃民带着人在淤地坝上砌墙的事儿在石川村热闹了还没两天，所有人的注意力就被另外一件事儿给吸引了。

    这一天村民们都聚集到村委大队部，拿着算盘账本儿的张金锁成了所有人的焦点，也是他一年中最受人关注的时候。

    全大队五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的队长都到张金锁那里核账。

    在其他地方核账可能还比较麻烦，但是在石川村就很简单，只有一项，算卖粮款，去除往年亏欠，得出今年每个生产队的收入。

    石川村这些年几乎年年完不成公粮上缴，甚至每年还要申请救济粮，因而支书常贵在公社不怎么受待见，每次开会都闷在角落里抽烟。

    但今年不一样了，石川村历史性地全额上缴了公粮，还还换掉了一部分贷款，常贵在公社受到了表彰，开会的时候都停止了腰杆儿。

    常贵此时满面红光地坐在村委门口，他有些感激地看着钟跃民，心里明白今年石川村能获得这样的丰收，真是靠了钟跃民领着人建起来的淤地坝。

    今年坝地的收上来的粮食，占了全村收成的一半，但是坝地那点田地却只有全村土地的十分之一。而且占用的人力也不多，更没有干旱问题的存在。

    正是因为如此，前些日子钟跃民带人在地里折腾的事情，他才没有多过问。

    常贵也是相信钟跃民是个靠谱的人，就想等等看钟跃民是不是还能弄出什么新花样出来。

    钟跃民才管不了那么多，他坐在张金锁身边，看着他算账。

    今年第五生产队收成肯定算是好的，这个大家心里都有数，但是这个粮食不是你收了就可以分了拿回家吃了。

    而是要统一交到生产大队，由大队统一交了公粮，扣除全村人的口粮，余粮就给国家统购。

    理论上每个生产队会领到全部社员的口粮还有卖粮食的钱，但是，事情就坏在这个但是上，第五生产队往年积欠大队一千多元，这是要还。

    张金锁噼里啪啦一顿算，还掉欠的债，钟跃民领到了四万多斤粮食，两百多块钱。

    钟跃民傻了眼，这他娘的够干什么的？全队小一百口人忙乎了一年，就挣了这么点钱。

    四队马柱子也领到了四万多斤粮食，一百多块钱。他看看钟跃民手里的账，笑了：“我还以为你们队换了队长，今年有多能，结果就多了那么点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嘛！”

    钟跃民心情有些低落，懒得搭理他。

    常贵看钟跃民脸色不好，就把他叫了过去。

    “跃民哪，你们队今年收成确实不错，就是底子差，可好在还清了欠债，明年就好了！”

    “支书，这些我都知道。”钟跃民皱着眉头，“咱们辛苦一年，最多就比现在多个千吧块钱，往下一摊，每个人摊一块多钱，这够干什么用的？”

    “这也没法子，国家建设需要粮食，咱们农民要支持，不要那么多埋怨。”常贵没想到钟跃民说这个，抽了口烟，干巴巴地说了一句。

    钟跃民也没指望常贵能说个啥，只是太郁闷了，才说了两句。

    他倒是知道问题在哪儿，也知道后来怎么解决的，但是有什么用呢，大趋势不是个人能够改变的。

    五队的社员们都站在院子里，拢着袖子，呼着白雾，嘻嘻哈哈地吹着牛逼，是不是看看门口，等着账算完。

    这些面孔每个钟跃民都熟悉，狗娃、春花、栓柱、黑子、二狗、大舌头······

    淤地坝上、田地里，白天黑夜，天冷天热，大家都是一起拼命干活，就为了多收获粮食，吃饱饭，能给婆姨和娃买些布料和吃食。

    钟跃民觉得自己的脚步特别重，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满怀期望的社员们。

    “队长，咱们今年能分到多少粮食？”看着钟跃民过来，社员们都围了上来，狗娃更是忍不住问道。

    钟跃民勉强笑了笑，“还行，咱们把欠账全都还上了，至于结余······”

    看钟跃民犹豫，性子急的黑子连忙问道：“没有结余？”

    “没有结余？！”，围在后面的社员们没有听清楚，以为今年没有粮食结余，一下炸了锅。

    “不能吧，咱们交了那么多粮食，咋能没有结余呢？”春花嚷道。

    钟跃民看大家都听岔了，赶紧舞舞手里账本，喊道：“有结余，咱们今年结余四万两千六百一十五斤粮食，另外有两百三十块钱。”

    连喊了三四遍，大家才都听清楚了，一下子都高兴起来，都说没想到今年结余这么多粮食。

    队里老人高兴道：“咱们去年队里结了一万多斤粮食，钱更是一分没有，还倒欠不少，年都没过完就要出门讨饭，今年能过个安生年了！”

    “是啊，是啊，今年多亏了钟队长，咱们家家户户都能不饿肚子了！”有人附和道。

    钟跃民看着这些兴高采烈地社员，有些感动也有些难过，这些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本该得到更多的回报，现在却因为不用挨饿而这样高兴。

    他们是这样容易满足，钟跃民却想让他们得到更多，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获得他们赢得的。

    钟跃民安排了郑桐给社员们分红，自己早早回了窑洞。

    石川村生产方式实在过于单一，主要收入就是靠种植粮食换，社员们也几乎没有额外的收入来源。

    钟跃民以前想当然地以为是因为制度的原因，经过这一年多的插队之后，他发现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地自然环境太差。

    土地贫瘠，容易发生自然灾害，为了一点收成，农民绝大部分时候都在和干旱、山洪、风沙斗争，耗尽了精力。

    经常性的遭灾、歉收，农民很容易陷入贫困，一旦陷入贫困就更难以抵抗风险，更没有资本发展副业。

    修建淤地坝、退耕还林，部分解决了土地和灌溉问题，也让社员不再挨饿，可是怎么让社员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呢？

    钟跃民坐在黑暗的窑洞里静静地思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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